中国海外追逃，还有多少“硬骨头”
“百名红通人员”归案人数正在逐年下降， 2019年追回4人后，再无归案者的公开消息。
中国大部分腐败官员外逃地都是没有签引渡条约的国家。
任建明：“在引渡层面，中国目前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体量并不大，引渡往往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本文首发于2021年8月19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钱昊平 助理编辑 温翠玲
2015年12月5日，“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回国投案8个月后，涉嫌受贿的任雨来在2021年5月下旬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任雨来曾任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2019年3月逃往东南亚某国，此后未有入境记录。直到2020年6月，天津市纪委监委接到举报，称已退休的任雨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一场跨国追逃就此展开。2020年9月，任雨来归国投案。他是2014年至2020年间，中国追回的8663名外逃人员之一。
数据显示，这8663人中有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268人、“红通人员”360人，尤其是还包括60名“百名红通人员”。
公布“百名红通人员”信息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放的一个“大招”，有关工作也得到相关国家的协助。
开展反腐败工作过程中，中国在得到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反腐败国际合作中。
2003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此后，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2021年6月2日，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是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又一个全球性反腐败指导文件，中国在会上阐述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理念和主张。
相关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反腐败国际合作还面临一些挑战，签订多边国际条约，有利于寻求更多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可行方案。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的现实。中部某省追逃办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省相对好做的工作基本都扫尾了，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深入推进”
在任雨来被移送起诉前一个月，“红通人员”冼国良被成功追回。
2021年4月，外逃5年的冼国良身着灰色格子衬衫，由两名警察押送，从珠海拱北海关入境随车人员验放厅走出。
现场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办案人员向冼国良宣读了拘留通知书。签字、按手印后，他被带上警车。整个过程，办案人员没有给他加戴戒具。“如果外逃者自首且态度积极，我们一般都不会给他们戴戒具的。”中部某省追逃办人员解释。
生于1961年的冼国良，曾任广东江门蓬江区委副书记。2016年4月外逃，2个月后，监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2019年5月，冼国良登上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属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通缉对象是有关成员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引渡的在逃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评论称，冼国良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的重要成果。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1年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公报首次出现了“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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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