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防疫下,演出行业如何求变?
“ 疫情给演艺行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从业者从根本性上去思考,在常态化防疫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演,这种根本性思考,当然也会带来机遇。”
责任编辑:彭思
“来打羽毛球”,刚刚开业的Livehouse声音共和,原本有很多重头演出计划已经上马,现在不得不暂停。场地观众区可以设4个羽毛球场,主理人拉家渡用轻松又无奈的语气来应对此轮疫情冲击。
“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资深经纪人、巡演经理胡椒说,这轮疫情对演出行业的影响比上一轮更大,上一轮直接选择取消就完了,这次是全乱,“更重要的是,在运作上,很多之前用过的手段,已经被证明不是好方法,比如直播”,对于现场演出来说,直播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替代。
Livehouse不得不暂停,不大空间的阿星有了更多时间在自己的录音棚,帮秘密后院以及一些本地乐队录音和做后期。坚持做小场地,但小场地也不好做,阿星说靠自己的积蓄维持,好在做这一行的人都比较纯粹。
“我觉得疫情给演艺行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从业者从根本性上去思考,在常态化防疫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演,这种根本性思考,当然也会带来机遇”,星海音乐厅副主任杨震一直在探索,除了线上演艺模式,着力把主动策划的内容做成精品。
作为国内少数主要依靠票房来平衡成本的剧院,广州大剧院今年票房销售率下滑比较明显,甚至比去年还差,总经理何鹰坚持社会责任,积极谋求转型,加快向生产型剧院建设的脚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原创制作上。
A 音乐厅
星海音乐厅副主任杨震:把主动策划内容做成精品
从1998年担任星海音乐厅录音师开始,杨震参与录制现场音乐表演超过3000场,现在他不仅是首席录音师,还是运营管理者 ,他说疫情对演出行业影响确实很大,上座率的限制,增加了防疫方面的投入;在节目内容方面,国外的团体过不来,内容上的内卷在所难免;对观众来说,疫情的反复也会影响到观演和消费的信心。
对于演出场馆来说,首当其冲的还是工作节奏被打乱了,杨震说像星海音乐厅这样已经运营比较成熟的场馆,一般都是提前至少半年,甚至一两年就把节目档期排好,疫情带来的动态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后续的工作很长,代价也很大。
对于线上演艺,目前看来最大的意义在于传播,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变现方式,杨震说,所谓的线上演艺在制作环节,跟传统的影音制作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传播途径和方式变了,但是从演艺机构的角度,制作音视频节目毕竟不是本业,能力要么不具备,要么暂时相对低下。
相对一些传统的剧院、音乐厅,星海音乐厅的自媒体运作已经很有特色和章法,日前还上线了视频号,但杨震说,目前基本上也是在扩大影响力,保持存在感,品牌传播的功能更大,“让一个演艺机构短时间内具备音视频制作能力,是勉为其难的, 因为本来擅长的是现场服务,人员和资源配置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音视频录制,拍摄、剪辑、制作,是另外的业态”。
杨震举例说英国皇家剧院的NT Live,是电影拍摄团队在制作,技术门槛高,实际投入巨大,一些相对精品的节目投资动辄上亿,4K拍摄、全景声都需要很高的技术门槛,对线下演出行业来说是目不可及的,“现阶段怎么办,只能去和平台融合,去联合,努力去学习 ”。
除了线上演艺的探索,杨震说努力把主动策划的内容做成精品,以及寻找有才能的年轻艺术家也是机会,“现在应该赶紧做原创,市场上对于好的原创的渴求依然是很大的,尤其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这个时候不努力是说不通的。像高胡演奏家余乐夫领衔的‘南亭会’,用当下人的思维演奏传统音乐,就很有朝气,也很有烟火气,广东音乐就是要有烟火气”。
“困难和挑战肯定是有的,但也不能一味悲观,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杨震说接下来会着力研究主动策划 、档期的灵活安排,以及专门为线上打造的“无限音乐会”,后者的视频化尝试就是要把舞台搬出场馆,“舞台无处不在” ,在形式上做出创新。
B 大剧院
广州大剧院总经理何鹰:加快向生产型剧院转型
开幕十年以来,广州大剧院一直以上演国内外精品剧目为主,特别是歌剧、舞剧、音乐剧,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演出市场都有重要影响。多年来,剧院不仅做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也做有一定欣赏难度,成本高的剧目。广州大剧院总经理何鹰说,“如果只为了收益,那放开租场就可以,但广州大剧院的社会责任就会被削弱。”
“我觉得剧院除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之外,还要起到引导的作用,迎合观众容易,比如亲子剧好卖,但我们不能为了票房就一直做这类剧目,《天鹅湖》观众喜爱看,做普通团很容易赚钱,但是我们要做马林斯基剧院的版本,虽然成本高,赔钱,但要让观众看到真正好的东西”。广州大剧院总经理何鹰在接受着调专访时说,“如果只为了收益,那放开租场就可以,但广州大剧院的社会责任就会被削弱。”
作为国内少数主要依靠票房来平衡成本的剧院,疫情造成演出停顿、减少,以及国外项目进不来,这对广州大剧院的影响非常大。疫情以来广州大剧院上演的几乎全部是国内作品,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新创作的舞剧《孔子》、《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都有很好的票房。作为资深演出行业管理者,何鹰说广东本地制作剧目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之前有《沙湾往事》《醒狮》,最近在剧院演出的市话剧艺术中心的《大道》,省话剧院的《深海》制作水准都达到了国内最高的水平。
“疫情让更多的国内演出有了更广泛的施展机会,催生国内演出创作走上一个台阶”,但是整体上,特别卖座的国内剧目还是比较有限,可选择的题材和有号召力的团队有限,整体上导致了票房不如以往。“去年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剧院放开,压抑了一段时间后的观剧热情得到释放,票房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疫情反复之后,观众对演出增减反应也趋于平静,已经没有去年那么热烈了”,何鹰有些忧心,“广州大剧院毕竟主要还是要依靠票房平衡运营成本,但今年票房销售率下滑比较明显,比去年还要差一点”。
防疫常态化对剧院的运营提出了新的挑战,何鹰说还是要继续关注国内项目,上半年“国潮大赏”系列演出季得到了热烈的相应。现在演出少了,剧院也在积极谋求转型,加快向生产型剧院建设的脚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了原创制作上,相比往年,今年广州大剧院的主动制作是最多的。
何鹰介绍说,广州大剧院2018年制作了歌剧《马可波罗》,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今年正在投入制作根据王蒙长篇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动变人形》,还有跟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合作的以钟南山院士为原型、反映抗疫题材的话剧呼吸》,近期也在招募群众演员,即将开始排练,这两部剧将分别于8月在北京,9月在广州首演。何鹰说做原创投入大,有压力,有风险,但是作为剧院得有自己原创剧目,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C Livehouse
不大空间主理人阿星:乐于看到更多初生代乐队
相对于星海音乐厅和广州大剧院这样的标志性场地,录音师阿星主理的不大空间不在相同体量,名为“不大”,却也是一个复合型空间,兼具Livehouse、录音棚和咖啡厅的功能,2019年10月开业,没多久就遭遇了疫情冲击,因为地处荔湾区,几轮疫情都波及到了。在阿星看来,“演出市场需要做大事儿的人。但音乐本身是一件蛮虚无的东西,有不大这样一个空间可以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已经很幸运。”
近期广州涌现出几家中型Livehouse,本是对本地演出市场的振奋,但因为疫情影响,不得不暂停营业。阿星曾经在广州标杆性Livehouse之一的Tu凸空间做过驻场调音师,在他看来,如果想要赚钱,做场地必须足够大,小场地只是租金稍微便宜,但是运营成本、人力成本和硬件设施都不会少,小型Livehouse就算正常运营,也是勉强维持,不可能赚到很多钱。
为什么做不大空间,阿星本身就是资深录音师,是沼泽乐队和秘密后院乐队的御用现场调音师,做录音棚和Livehouse本就是个人志向,此外他还会去音乐节调音,以及帮一些乐队录制专辑,靠这些工作挣到的钱补贴Livehouse运营,阿星说:“因为我本来就和乐队打交道,也是我最熟悉的,是我乐于沉浸其中的工作,此外相对于已经成熟的乐队,我更喜欢看一些萌芽期和上升期的新生代乐队”。
阿星也为大型音乐节调音,跟着沼泽乐队也去了南美,去了欧洲演出,各种大牌、成熟的乐队见太多了,他坚持认为还是初生代、新生代乐队更有冲劲儿,现场也更有活力。阿星说自己作为调音师不挑风格,无论是沼泽还是秘密后院,或者小雨这样的金属乐队,都能合作无间;做Livehouse当然也要各种类型都接触,对自己来说都没有问题。
对于广州Livehouse场地的不断增多,阿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之前很多做演唱会的公司,因为疫情影响都无法开大型体育场馆,所以资本开始转向Livehouse,当然也有为音乐理想而做,从某种程度上说Livehouse的选择更多对乐迷也是好事,但自己不会盲目求大,“不大空间这个场地是我自己可以主导的,要做大场地,肯定要找合作方、投资方,我的兴趣不大”。
大学学社会学的阿星,一头扎进了音乐行业,半路出家也已经精通各种调音和录音技术,他说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是做了这些事情,自己本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时候就是凭着兴趣去做,钱能赚到就去赚,赚不到能维持生活也可以。选择做小场地,阿星说也蛮有趣的,一些新乐队第一年来演可能还没有什么观众,第二年可能就爆了,第三年可能就去到更大的场地,这才是乐队文化的一个正常的轨迹,也是小型Livehouse存在的意义。
疫情的影响是都必须去承受的,阿星说:“肯定是不好做的,能做就继续做,做不下去就不做了,反正自己擅长的也正是这一块儿。演出市场需要做大事儿的人,音乐人和艺术家要生存肯定还是要依靠市场,需要专业的人去开拓,把市场做起来肯定是好事。但音乐本身是一件蛮虚无的东西,有不大这样一个空间可以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已经很幸运。”
网络编辑:秦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