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旭东谈四十年文化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力”

1980年代初，北京“星星美展”“四月影会”“无名画会”及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些文艺青年每到星期天经常聚集到圆明园去玩。图为1981年3月初的圆明园一角。 （视觉中国/图）

1990年代，张旭东留学美国，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早在1985年，詹明信受邀来北京大学讲课时，两人就曾有过师生之间的交流。中文系学生张旭东向詹明信讨教翻译问题，詹明信对此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机缘，便邀请张旭东随他去美国读博。四五年后，张旭东与詹明信重逢，跟随这位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看中国。

中国问题、中国道理，一直是张旭东学术的题中之义。学者王德威在一次会谈中，将张旭东的中国研究看作是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志清。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张旭东提到，“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中国人要与多年成熟学术体系培养出来的西方人同台竞争……一些学有余力、心里还一直放着中国的问题的人，他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学习，不断丰富自己，将更复杂的学术思想环境不断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回归到自己的思路……这种处理学术思想体系内部的冲突、脉络、关系和矛盾的经验和能力，当然要比简单地传输一些关于西方学术的信息重要、关键。”

1980年代末，张旭东还在新华社工作时，就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此后他的学术研究也大多落脚在总体性方法之上，这在文本研究、社会学方法盛行的当下尤为难得。他对南方周末表示：“总体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整体，而是对各种各样关系的探索和追究，是一种方法或态度。要对文化做总体研究，就必然要注重它和经济基础、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系，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观察。”

现任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研究系教授的张旭东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1982年入读北京大学。十多年间，他泡在上海和北京的各个图书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经典，包括一些英文原版书。“一种时代力量在推着你走，同学、老师、家长、亲戚朋友都有意无意地鼓励你学习。同学、邻居、朋友中间的读书人也比较多，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激励和压力机制，有时简直像在比赛，看谁读的书更多、更难、更前沿。”张旭东回忆。

如今，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文化思潮断代史、鲁迅、黑格尔、文化政治。近一年间，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文化政治与中国道理》等，张旭东五卷本文集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涵盖了他1985年到2020年的文章与学术演讲稿。近期，南方周末约访了张旭东。

“星图”的整体面貌

南方周末：四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重要转型，发生巨大变化，在变化仍在持续的今天，思考这些变化的基点是什么？如何廓清和言说这些变化？

张旭东：要把4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把它的曲折变化放在整个时间段里，观察出一个大概的走向。就像天上的星星会有很多种类和形状，如果一颗颗地看只能看到局部，而从总构图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图像越大结构越稳定。现在可以将40年作为一个整体，对这段时间的改变提出初步认识和总结。

40年间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上发生的变化。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完成了工业化。40年间，中国可以说彻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交通、消费和思维方式。在世界语境看，中国进入了全球市场体系。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从2001年加入时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快速攀升，中国经济同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进入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格局，中国可以说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是过去40年中国社会和同外部世界关系最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相比，世界上不同国家、社会、文化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并没有一体化，上层建筑领域里冲突越来越激烈。冷战后，世界格局存在很多改变，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又各种冲突不断。所以这40年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经济一体化与价值领域冲突之间的矛盾。

中国站上了新的台阶，与全世界共同面对着一些全球性问题。在40年的过程当中，中国不断在以自身方式在自身环境里处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公共健康问题、治理的公正和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