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专访作家白桦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三次冲击，三次挑战: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浪潮、1990年代的商品经济大潮、2000年以来的传媒信息热潮。

社会生活从“人民”到“人”，文学从“我们”到“我”，由外部走向自我，“人”与“文”经历双向解放，双重彰显。文学回归文学，文学不仅是“人学”，甚至是人的“个性学”和“性格学”。 ——白烨 文学评论家

1980年底，白桦写出电影剧作《苦恋》。开始白桦只是应邀写一部名为《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的纪录片（1979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计划由画家黄永玉自己出镜，后来夏衍先生考虑到拍摄的困难，建议撇开真人真事，写一部故事片，写一些典型人物。“《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白桦回忆他的创作初衷时说。

不久，《苦恋》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片子在审查时没获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表示，这部片子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其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回忆此情此景时，白桦再度流泪。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巴金遗容的时候。

白桦把自己的早年经历描述为“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

似乎是某种应验，童年被迫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军队的侵略。1947年参军，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岁月，1950年开始写作，又经历政治风暴，1958年因与胡风的交往而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复出，旋即又在随后到来的思想风潮中受到批判。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9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白桦。

“接受历史教训绝非易事”

南方周末：1978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1978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