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30年“个人”史

从“庙堂”走向民间，从“遵命”走向自主，从中心退居边缘……曾几何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是投稿者；现在，人人可“上传”网上发表作品。中国文学30年，脱“神”还“俗”。

前记忆

《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周扬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

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人民文学》，由茅盾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当年的创刊号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刊名题字则是经过毛泽东推荐，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手书。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构建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文艺的最高 （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

《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但从1952年三四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导致《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或者说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把大炮带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学》经常发表译作，当时的编者大概很难想象，卡尔维诺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会标志着一种抽象、纯粹的文学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这六首词是毛泽东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把稿件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文学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风暴掀起，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被迫停刊。

它在1976年的“复刊”则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的动议，是在1975年间。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这种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做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不“残酷”，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和蒋子龙在两年之后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一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