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给巴金、大李先生写信

封面图 / 刘洋

翻译家杨苡今年102岁了。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录。这一过程不像专门的访谈，他们就如往常聊天一样随意。余斌说，“碎碎念”恰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

杨苡与李尧林、巴金兄弟的书信往来，如今已是文坛佳话。不过在杨苡的“碎碎念”中，这段经历还有许多珍贵的光影片断鲜为人知，下文即对这部分内容的节选。如果你读过巴金的《家》，也许可以在杨苡的回忆中读到更丰满的觉民和觉慧，他们在现实中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给巴金写信

我18岁时母亲说，现在算大人了，该有零花钱了。以后我每个月就有12元钱的零花。之前要什么都是家里给买，我没有一个人逛过街，身上也没钱。第一个月拿了钱，我跑到唱片行，买了四张红心唱片，三元钱一张，很贵的，拿回来开心得不得了。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

这些跟母亲是说不通的。对她我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除非是到外地去，只要还在这家里，我想不出怎么能不听母亲的，也想不出我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变。

就是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给巴金写信。

我是17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雷》、《雨》、《雾》，不光是小说，他编的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女校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家蓁也在给他写信。1985年我和她通信中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刘家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杨宪益）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得儿”，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得儿”，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 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得儿”。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得儿”。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杨宪益兄妹三人谈笑风生，左为大妹杨敏如，中为小妹杨苡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