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三千里：重走西南联大之路

1945年6月21日，美军通信兵在L-5小飞机上拍摄的昆明城外东北方的照片，中间的建筑是西南联合大学。 （视觉中国/图）

想象一下用68天的时间徒步一条1600公里的西南公路：从长沙出发，渡沅水来到湘西，走过杉林茶山、煤铁银矿，一路担忧匪患和暴雪；之后穿越湘黔边境，经过罂粟田、盘山路和古关驿道，遇见马帮和苗民，游览华严洞和黄果树瀑布；接着来到滇黔交界的胜境关，此时的云南境内晴朗多风，麦浪已黄、油菜将熟，最终在一场大雨的“洗刷”下抵达昆明。

徒步的现实显然比文字描述得更加困窘。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躲避战火波及，延续教育火种，中国大学陆续内迁。1938年2月，一支由11位教授和近三百名男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完成了这段艰辛的西迁路程。之后，他们与到达昆明的其他两路师生一起，组建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旅行团中，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为主席，陆军中将黄师岳为团长。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等人，学生中包括后来当选院士的屠守锷、唐敖庆等人，还有任继愈、刘兆吉、穆旦等文化名人。

“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者中的西南联大》中不吝赞美之言。

这段通往西南联大、夹杂着神话和想象色彩的路程带给了杨潇意外的启示。杨潇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媒体工作了十三年。2018年1月，《无问西东》的热映提醒了他，人们似乎从未放弃对传奇的热枕，“人们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

旅途的风景也撩动着他：河北学生杨式德对着沅江发出感慨——“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他同时赞叹南方乡野赤红的泥土。2018年2月，杨潇致电《西南联大行思录》作者张曼菱，得知很少人详细关注发生在这段三千里的传奇故事。

两个月后，杨潇决定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重走这段旅程。京滇公路的湘黔滇段早已变为319国道和320国道，他一路追溯八十年前旅行团行走的历史痕迹，并在沿途写下徒步日记，采访西南民众，记录下这段三千里路程如今的样貌。

从长沙出发前，杨潇特地拜访了赵元任女儿赵新那。“It’s a long way to go”——这位95岁的受访者还能清晰哼唱西南联大校歌——“It’s a long long way to Kunming city”。随后的日子，杨潇陆续接触到一些联大二代和三代。这些访谈与徒步日记、回忆录、民国报章等材料共同构成了2021年5月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在书中吐露了自己对这群当时最聪明年轻人的好奇心：“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民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

杨潇迫不及待想了解他们如何在山河破碎的现实中求解自己的生活。“很多出发前的问题好像确实没有得到答案。”杨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这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演进的过程。”

1938年春，由三百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