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激情与诗歌的耐心

《受命》透过一个复仇故事,叩击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思考过的一个无解之问。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作家止庵近照

1.

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了一个当代的复仇故事。无论从文本的力量还是文体的艺术来看,它都是汉语写作的意外之喜。但正如“受命”二字所暗示的,止庵写出这部作品,亦未尝不是出于对悬置已久的历史呼召的顺服,并终于不辱使命。

小说的开端,平淡里藏着奇崛:1984年的一天,文学青年、口腔科医生陆冰锋从记忆力正在衰退的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在浩劫年代自杀,乃是因被今日高官、昔日同事祝国英逼得走投无路。他从夹着父亲遗书、划有指甲印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字句上,接收到父亲的遗命:复仇。自此,冰锋的人生停止了向前的脚步,而立定心志往后看——他生命的意义,悬在为父复仇之上;与此同时,他酝酿着一部以伍子胥——历史上的替父报仇者——为主人公的诗剧……

此开端预示了作品看似对立却并行不悖的两个特征:1.严肃文学的语言、主题、笔法和细节;2.类型小说的叙事招数和推动力——尤以冰锋发现父亲在《史记》字句上留下指甲印一段,最见端倪。这个决定了主人公生命方向的情节/细节既戏剧化得扎眼,又紧贴人物的绝望处境,平实得几乎不露痕迹。之后,过于巧合的人物关系又成为叙事的支点——冰锋的生活中出现了令他情愫渐生的女主人公叶生,她恰好是复仇对象的女儿,若非靠着她,他绝无机会接近祝国英。作者对此巧合的处理方式一如其前:都是将“扎眼的戏剧性”处理得平实而几乎不露痕迹;同时,还让它发生方向相反的作用力——这巧合既为主人公的复仇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成为他致命的道德阻力、一再延宕的缘由。

我们知道,巧合在类型文学中既是情节的助推器,又是一个游戏;而在严肃文学中,它在推动情节的同时,可能会成为一个寓言,或者用止庵的话说,成为“命运”的一种喻示。这是《受命》在文体上的独特之处——意义的渐深渐远与悬念的渐近渐强的融合。意义和悬念绝非各行其是或强行扭结的无机之物,而是相互助力、彼此养育的有机之体,这使得小说的进展犹如一个灵命的生长——有立足之地,有骨骼,有血肉(遍布着敏感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有呼吸,有灵魂,直至个性成熟。

2.

《受命》显示出纳博科夫式的“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思量一下,纳氏为何不说“科学的耐心和诗歌的激情”)。“科学的激情”,可见于作品对1984-1986年北京人文地理和文化生活的考古式复现——主人公走过的街巷,坐过的公交,吃过的饭馆,去过的书店,看过的电影、戏剧、展览,穿戴的衣着……都是那个年代确曾存在的(为了人物的这些舞台布景和道具,作者使出考据功夫,查阅《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上所有相关讯息,以及当时的各种北京地图集,还透过微博向网友求证某一地点在当时坐落着什么店面);人物闻过的花香、赏过的花树,其开谢枯荣的真实景况也与作品中的四季流转不差分毫(作者招认,他为此写了一年的北京植物日记);至于对主人公职业行为的精确叙述,更令从医者无话可说(显然,作者把自己口腔科医生的经验储备大量移用在了冰锋身上)……这种对物质细节的精密查究,若无“科学的激情”,绝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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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周凡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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