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大钊，发现陈独秀：海外红色影像“猎人”

1922年11月，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莫斯科留下的珍贵影像。（上海音像资料馆授权南方周末）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自称为“秦华”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讲。

秦华有一张东方面孔，国字脸微胖，八字胡又浓又密，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讲到激动处，仿佛要挣脱什么似的，他将拳头挥舞到半空，眉心紧锁。

九十多年后的人们，能轻易辨认出他的真实身份——李大钊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八字胡一起，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记忆。这段短短几秒钟的画面，则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影像。

2021年4月，李大钊的影像经“央视频”微博发布，点击量高达1600多万。事实上，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过的人物，并非一直在历史的白纸黑字中。留存的影像资料使他们得以闯入现代生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影像寻档工作，因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发现李大钊的影像开始受关注。十年后，长期在海外寻找共产国际早期档案的李玉贞，又在莫斯科发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

历史影像的挖掘、寻找和研究是环环接力的赛跑，上海音像资料馆党总支书记乐建强将之比作“历史的侦探”，研究员习惯以帧为单位，截取影像中那些演讲者、低语者、欢呼者，模糊的街道，一闪而过的影子。他们把年谱、回忆录、会议名单当做已经揭晓的谜底，进行漫长的考证，试图破解镜头里的秘密，找回影像中人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2021年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内，学生们正在彩排话剧《父亲李大钊》（青少年版）。 （IC photo/图）

用两瓶啤酒“找回”李大钊

1924年，共产党人的事业接连受挫。1月，列宁与世长辞。5月，春意尚未消散，肃杀之气如影随形，北洋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等人的“海捕文书”。21日张国焘被捕，担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实际领导工作的李大钊，被迫逃入河北五峰山。

6月上旬，李大钊的同学于树德送来一份通知，想委派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乔装为行庄的生意人，从河北匆匆返回北京，此后经哈尔滨，从满洲里出国赴苏。半个月后，李大钊出现在有“共产国际招待所”之称的莫斯科柳克斯（俄语意为“豪华”）旅馆，住在三楼的他，除了列席共产国际相关会议、为国际报刊撰文外，甚至还挤出时间学习俄语。

“寻找李大钊”，源于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时35岁的闫东被任命为导演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仅有20幅李大钊的照片。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琼意识到，中国历史影像学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一片空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图片显然难以满足纪录片的拍摄要求，闫东先后访谈十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拼凑出李大钊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访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随口提及，李大钊参加过1924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可能存有影像”。闫东遂嘱托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李玉贞，“顺道把李大钊的资料也捎回来一些”。

彼时，不少由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陆续解禁，大批学者从全球各地飞往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护照和介绍信，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每个人都抢着去查阅，简直是世界大战”。

那些获许进入资料室的学者，只能手抄或用笔记本电脑打字，把查到的资料摘录下来，办完手续的李玉贞小心翼翼地进入档案的迷宫，迷宫里，“全都是‘刷、刷、刷’翻档案的声音”。

离李大钊诞辰的10月29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