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缺乏“文明基因”？
为了杜绝公共场所乱拥乱挤、城市交通乱行乱停等不文明行为，北京市近日决定将每月11日确定为“自觉排队日”。并号召政协委员、社会名流向全社会倡议自觉排队、讲究秩序，使文明礼让成为首都一道“亮丽风景线”。
讲文明、树新风，这很好理解。可尽人皆知的“先来后到”也要设立“规范日”，这怎么琢磨怎么令人脸红尴尬。联系生活实际，某些人排队“夹塞儿”、一拥而上，确实好似“家常便饭”。时尚现代的大都市、衣着光鲜的“新人类”，为啥经不住最起码的“文明测验”？
对此，有人归咎于“资源短缺”。认为挤乘公车、看病挂号、春运车票等必须靠“先下手为强”，公共服务不足是导致“不文明”的主因。但某些“学者”对上述论点颇不以为然。称上飞机都是“对号入座”，检票时许多人照样“后来者居上”；下飞机时，同样迫不及待，唯恐下晚了“吃亏”。再辅之发达国家的“亲历见闻”，有人盖棺定论———“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中国人骨子里就欠缺‘文明基因’”。
一个小小的排队，居然能上升至“劣根性”层面，让你不得不佩服某些人的“研究功底”！但这种颇为“独善其身”的论调，真的站得住脚吗？
事实上，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封建社会的各类繁文缛节，乃至“三纲五常”，在今人看来虽然可笑迂腐甚至荒谬，但至少说明中国早已脱离“荒蛮”。再看新中国建立之初，各种条件比今日差距甚远，但社会上讲文明、守纪律的意识，却比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透过侯宝林先生著名的相声《夜行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首都人民等车排队的秩序、倡导交通文明的情形，已然可见一斑。此外，著名民主人士张友鸾先生于1963年6月在香港《文汇报》也曾发表名为《让座篇》的文章，文中说“在北京，公共车辆上让座的风气，解放后十多年来，已经养成而且巩固了。伤残者，孕妇，看得出来的病人，携抱婴孩者，加上老年人，上车准有座位”。足见不排队、抢座者在那时的寥寥。那么，在跨越世纪、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文明意识为什么不但没进步，反而还“倒退”了呢？
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对人们的观念冲击史无前例，人们不再羞于表达对利益的诉求。另一方面，集体、单位、国家曾经的“大包大揽”一去不复返，如今人们需要独自面对、自行承担各种压力、后果与风险。此时，公共道德、公共目标与个人似乎缺少了“紧密关联”，一些人迷茫困惑，思想与道德出现滑坡，拜金、利己主义滋生，“自我意识”膨胀。诸如不排队、乱吐痰、瞎喧哗实际只是“微观不文明”的体现，某些极度心理不平衡者，甚至会以“愤世”来发泄。
所以说，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塑公德意识与公共价值观是一个系统、持久工程。一方面，需要从完善社会公平、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等外部因素入手；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在全社会强化公民意识、国家荣誉，全力塑造民族精神与凝聚力。通过日积月累的公益宣传，“润物细无声”地将公民道德意识植根于人们心中。也只有让更多人公平、自由、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社会和谐才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水到渠成”。少些说教指责，多些务实举措，才有意义，才具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