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换届工作应当引入心理干预

　　　
　　目前，全国已换届的省、市、县三级党委内部，基本确立了书记、副书记“一正两副”的配备模式，该模式有望在其他将在今年完成换届的地方推广。过去干到一定年限，就有可能从常委提拔为副书记，然后副书记有可能被提拔为行政正职，少数还被直接提拔为党委正职……，现在这个“升迁路线图”似乎已被改变。专家认为，新模式会对一些干部的心理造成较大冲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党委换届过程中，一些干部的升迁愿望可能无法实现，而“一正两副”新模式的确立，无疑会使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具体到某一名党员干部，如果在此次换届中如愿以偿得到升迁，自然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但惟其如此，更需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那些在换届中或原地踏步或被“转”出去或最终“退”下来的干部，可能难免感到失意、落魄，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关方面采取适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
　　不要以为我的这个建议是多此一举。中国官员职位竞争之激烈，古已有之，于今尤甚。有的官员原本对自己的职务升迁抱有较大希望，故尚能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一旦仕途难如己意，或感觉升迁无望，便因失去追求上进的动力，将信仰、党性、为官的道德、做人的原则统统抛到脑后，或抓紧利用可能“过期”的职权大肆谋私，堕落成可耻的腐败分子。这样的先例并不少见。如原河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丛福奎，1997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希望落空，紧接着又没能扶正当上省长，于是顿觉前途黯淡，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仙，并疯狂攫取不义之财。又如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在担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期间，因竞聘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失败，受到很大刺激，于是破罐子破摔，陷入索贿受贿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平均每100个中国人中，至少有3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强度和广度都超过一些人的承受能力，这是社会心理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官员也是人，官场竞争的强度与权力运作的烈度，也超过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平均每100个中国人中有3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官员群体中的这个比例大约不会更低。然而在中国，一般人还不习惯看心理医生，在很多人看来，只有“心理阴暗”、“心理变态”的人才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一般群众如此，一些官员对心理卫生问题可能更是讳莫如深，对官员群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在我们的意识和机制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其实，心理学是一门相对成熟的科学，对官员的心理辅导，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二者可以相互补充而不可替代。以自杀为例，心理学一般将自杀分为现实的绝望的自杀、理想的利他的英雄的自杀、无意识的姿态的自杀、观念的形而上的自杀、泄愤的幼稚的自杀、失望的逃避的自杀、否定自身的自杀7类。根据上述分类及个人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出不同的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和救助。近年来官员(包括贪官)自杀的案件日见其多，有报道称，仅2003年上半年，中国就有1252名贪官自杀。在自杀的官员中，有几人接受过心理治疗？对于他们的自杀，又有谁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过调查研究？
　　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中，为了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进退留转”负责———既要防止“上”去了的干部出现“范进中举”式的悲剧，更要防止被改变了“升迁路线图”的干部出现丛福奎、高勇那样的悲剧，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他们提供有效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