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罪史”如何封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和建议，希望能够建立轻罪前科封存甚至消灭制度。也就是说，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把受过刑事处罚之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甚至清除，以去掉他们的“罪犯标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早在9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以来，许多未成年犯从中受益，更好地回归了社会。然而，由于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定的“空转”，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的实际效果距离立法预期还有一定差距。

2018年3月27日上午，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举行了一场未成年犯“内视观想”体验分享会。家属隔帘体验少年犯内视观想活动。 （IC photo/图）

3年之后，谈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宋英辉仍觉得“运行多年，实务部门的顾虑仍然存在”。

宋英辉是北京师范大学少年司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他的团队受聘于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奔赴东中西部4个省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调研评估，其中一项涉及2013-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情况。

这是一项连许多基层民警都不清楚的制度。尽管2012年，它就被写进了刑诉法：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未成年人，其犯罪记录应当封存。

官方宣传中，这项制度的实施对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争议也从未离开。争议大到封存会不会助长未成年人犯罪，小到市民会不会接受一个有犯罪记录的给他送外卖。

2021年4月底，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20个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明确把“未依法规范对犯罪记录进行封存”作为专项行动需要解决的重点突出问题。

“希望这次专项行动能带来更为实质性的进步。”宋英辉对此抱有期待。

“地方割据”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践与引爆舆情的“瓮安事件”密切相关。

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三中女生李某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全县震动，尔后爆发了震动全国的“6·28”群体性事件。大量未成年人参与了此次事件，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的青少年就有259名，最终被依法处理的未成年人共有96名。

有“违法犯罪记录”的96人，回归社会后怎么办？之前，国内已有零星尝试。经过调研和专家论证后，贵州决定在瓮安县试行未成年人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制定了《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在瓮安实践的基础上，2010年，贵州省人大通过修订《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一次为探索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