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图书馆的24小时：人即是书，不止是书

长沙市图书馆建于1960年，201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目前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 （长沙市图书馆供图/图）

65后王自洋童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但她生活在农村没有多少课外书可看。初中时，她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以前是当老师的，家里订了《儿童文学》《小溪流》《故事会》，“我小时候哪看过那个，就像牛进到菜园子一样的，”王自洋回忆，“我一背就背一摞回去，看完又还。他们家孩子没读完的书，我都借来读了，所以要借来的书才会读。”大约十年后，王自洋进入图书馆工作，2009年起担任长沙市图书馆馆长，她所在的图书馆里，如今藏书两百多万册。

1904年，湖南图书馆在长沙建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省立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历史悠久，老子所执掌的周王室藏书室，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相当于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的现代图书馆肇始于清末，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天下好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读到。

8:00

您已进入一级防火单位

2021年4月10日，长沙的雨已连绵下了两周。早上八点，依然有许多读者等在长沙市图书馆门口。图书馆对外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但因读者需要如今八点就会开门让读者进馆。

读者入馆安检时，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都会被拦下——当然，安保队长曾巍巍在工作中没有碰到这些情况，他拦下最危险也最常见的就是打火机。图书馆是一级防火单位，配备了消防栓、灭火器、消防喷淋、自动水炮、防火卷帘、烟感器等各式灭火设备。入馆读者携带的打火机会被截留，截下的打火机会放到出口处的筐里，由读者出馆时从里面拿一个。

一些老人家会带一些熟食过来，安保会劝这些读者把这些美食存进门口的存包柜，中午可以去旁边食堂加热享用。在图书馆里，读者脱鞋、吃东西、打闹、大声喧哗、躺下睡觉都会被安保人员劝阻。图书馆内还装有一百多个监控，做到无死角覆盖。“白天有一些读者心大，中午把电脑放在桌上，就跑到我们食堂去吃饭，回来的时候电脑没看见了。”曾巍巍回忆一年里偶尔遇到的这种情况，“他们报完警之后，我们就会协助把监控调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维持现场秩序，尽量去巡视，加强管控，看到行为诡异的人会特别留意，但是我们不可能火眼金睛到每一个（行为异常的）人都辨别得出来。”

图书馆安保和前台还会遇到一些找孩子/找家长的读者。“有一个小孩找爸爸，我们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我把小孩扔那儿我去洗头了。”一名馆员回忆。曾巍巍说：“这一块我们每个同事每年要新增好多（手机）话费的。”

安保人员在工作中也有空闲时间，主要出现在每周二到周五，这些天来图书馆的读者相对少些（每天三四千人）。一些复习考研的年轻人因此来长沙市图书馆做安保。“去年就有三四个考研的。”曾巍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借助我们馆里的平台，边上班边复习。”

9:00

每本书都有KPI

上午九点，图书馆正式开放，灯火通明，所有仪器设备也运转起来。长沙市图书馆正常运行一天需要消耗一万元水电费。

图书分拣室里，两条墨绿色的传送带将读者还的书源源不断送进来。4月10日这天，这里累计分拣了7219本书，由于周末是还书高峰期，图书馆通常会请三四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帮忙，其中一名来自中南大学材料专业，参加这个志愿活动是因为她还没来过长沙市图书馆，想来看看。还回图书通过RFID工作站感应馆藏信息，然后被工作人员按馆藏地点分堆摆放：自科借阅室、社科借阅室、青少年借阅室、儿童借阅室、24小时自助借阅室，其中儿童图书还分为有色标的和无色标的两类。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几乎以这样的节奏忙碌了一整天。经过他们初分的图书被装在平板车上，送到各个借阅室，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上架到正确的书架上。

长沙市图书馆的社科和自科借阅室，有自动盘点机器人协助点检图书，帮助馆员检查放错的图书。这些书架上布有点位，每本书的芯片对应一个点位，盘点机器人扫描核对点位和芯片，发现对应错误的就会通知馆员来纠正。

每本书都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我们会定期跟踪图书的借阅情况——一本书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借阅率为零，就要考虑从书架上下架。”魏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补充工作，图书馆员也会定期推荐一些借阅量不高但颇有阅读价值的书，提高它们的关注度,“推完以后要跟踪，如果推完这本书一个月以后还是没有（人读），说明这个书不符合大众的阅读需求，下次这一类的书就会推荐得少一些。”

长沙市图书馆规划馆藏200万册图书，目前已经饱和，每年新进大约15万册新书，就意味着下架相应数量的图书。馆员会制定一个算法，“把这几年的借阅情况来作对比，这几年都没有借过，或者借得太少的，都要考虑逐步下架。”

一些受伤的书则会送到朱鹏春的办公室。朱鹏春是长沙市图书馆的“图书医生”，他办公室的桌上、地上、书架上堆满了这样的书，最常见的是书脊裂了、书页散了、封面破了，这些书在系统中的状态被更改为“修补”，相当于在医院挂号。朱鹏春每天能救活八九十本书，切割垫板就是他的手术台，手术工具包括医治胶装书的胶枪和吹风机、缝合线装书的针线、固定书页的订书机和方锤。修好的书，在系统中的状态又会改回“在馆（可外借）”。如今，朱鹏春会在每本修过的书的扉页前装订一张读者交流卡，告诉读者这本书“重获新生”，提醒大家爱护它，尤其是“不要扔书”。

朱鹏春每周大约会收到150本受伤的书，占借阅总数的近6‰，其中少数图书已经书页残缺、被水泡皱，相当于得了绝症，无药可救。读者无法再检索到这些书，它们的系统状态将被更改为“剔除”，暂时打包存放于图书馆仓库。“这个书出版出来就是给读者看的，书越坏，就证明翻阅的人越多。”见惯图书生死的朱鹏春颇为豁达。经过专业培训且具有多年古籍修复经验的他想到成语“韦编三绝”——《史记》用把书翻坏来比喻读书勤奋。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先后在两所图书馆担任馆长，他认为图书馆的价值只取决于所含藏书的质以及读者利用的频密与否，而非在于藏书量或者罕有珍本的多寡。按照这个逻辑，他认为小开本书比大开本好，因为前者省地方，且可以避免华而不实的装饰。

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物由于大多使用酸性劣质纸，现在已经进入泛黄发脆甚至严重破损状态，文化部于1980年代初组织全国大中型公共图书馆联合实施文献抢救计划，相关文献保护工作延续至今。

9：00-12:00

收入的不止是书

图书馆采编部的奉永桃，所做的几乎是全馆“看书”数量最多的工作——每天为图书馆选入四百余种新书。为了选出市面上的好书，奉永桃和同事们以2009年评选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为基础，去掉其中的专业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