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地标丨纪念馆原副馆长谈遵义会议：“转变不只在那三天”
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党内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并形成共识。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又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新一代领导集体。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15日《南方周末》）
发自：贵州遵义
责任编辑：钱昊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会议室。
“几十年都泡在这段历史里，停不下来了。”84岁的费侃如退休后，一直被遵义会议纪念馆返聘。
从1971年被调至纪念馆，费侃如在此工作了整整50年。他1982年担任副馆长，1984年主持纪念馆工作，1996年被评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贵州省第一批文物、博物馆系列的5名研究员之一。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曾写道：“费侃如就是研究遵义会议的专家，他的一些考证分析对推动（遵义会议）专题的研究起了一定作用。”在费侃如的主持下，“文革”后，遵义会议会址在全国的革命遗址中率先被恢复原貌。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雷光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纪念馆的布展、陈列长期以来都是费侃如在把关。问起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的准确时间，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炼说，要以费侃如的研究为准。
2021年4月12日，就遵义会议研究等相关问题，费侃如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不是一个人在起作用”
南方周末：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确定的？
费侃如：因为遵义会议是在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事声张，新中国成立后，遵义用了4年时间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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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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