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桑石刻”魔幻十年

2012年，刚刚甩掉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农民住宅。这一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来到平果县挖掘“古石刻”，考古学界与当地政府对于石刻真实性的分歧由此出现，延续至今。 （IC photo/图）

一种刻有奇诡符号的石块，15年来在广西平果市大量涌现。从铜钱大小，到滑板大小，形状各异，共有六七百块。上面的符号令当地人眼花缭乱，也引发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人们把这种石刻称为“甘桑石刻”。

一个农民的无意中发现，触发了此后15年间的波诡云谲。从广西到北京，各路收藏家、“民科”、考古学家，以及各种科研机构和各级官员陆续卷入其中。有人认为它荒谬不经，也有人认为邻国越南也在偷偷地收集与研究，“它关系到我们的领土安全和文化安全。”平果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俊整坚信。

直到现在，有关“甘桑石刻”的种种说法依然在这座广西小城流传。平果当地的普通百姓或偶有听说，但无从辨别真伪；身在其中的官员们则乐见其不断地“涌现”；最清楚真伪的考古专家们，却因声量太小而难以被听见。

“甘桑石刻”所能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前景让当地官员为其挥汗驰走；而它身上所背负的谎言与荒诞，也让广西的考古工作者感到羞辱和愤懑。

石刻“降临”

2011年，“骆越文化研究会”首次与平果县（当时还未撤县设市）的领导班子取得了联系。

平果县的旧城是明代思恩府寨城山的所在地，时任平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农敏坚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汉田（均为广西籍）于当年年底碰面，讨论举办“寨城山历史文化座谈会”，以弘扬平果寨城山的历史文化。

据罗汉田回忆，农敏坚此前在网上看到过“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写的关于寨城山的文章，于是他设法联系到了谢寿球，邀请其参加座谈会。“骆越文化研究会”是一个研究“骆越国”及其文化的民间组织，骆越国则是传说中中国西南方的一个古国，学术界对其存在与否尚无定论。

2011年12月19日，谢寿球应农敏坚之邀来到平果，还带了另外四个人——一名据称是“骆越文化研究会”的文物鉴定专家；“另外三位，是自称能够治愈糖尿病、胃癌、肝癌等多种癌症的医生，其中一位叫冯海华，也搞文物收藏。”罗汉田说。

但谢寿球此行的目的显然不是参加什么座谈会，他还有更加重大的“发现”。他们五人径直带着农敏坚与罗汉田奔赴他已经选定的“目的地”。一路上，谢寿球向罗汉田展示了自己的发现。原来他最近购入了收藏家冯海华的一些刻有字符的石片。“那些文字他们看不懂，就拿到南宁来请我辨认，我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古骆越文。重大发现啊！可惜我手头拮据，我花了三千块钱跟他们买了三块。这三块我已经破译了其中的一块，那一块上面刻的文字，是‘抓得十二个女俘虏，吉’。”在罗汉田回忆中，谢寿球显得神秘兮兮又相当激动。

这些刻有字符的石片，就是后来在当地广为人知的“甘桑石刻”。

石片的来源地在平果县郊区马头镇的一个山坳小村，名为感桑，古县志里又称甘桑。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当地人口中，都把这个发现石刻的故事追溯到2006年清明节。当时，当地青年潘荣冠回家扫墓，途中在溪边洗手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块刻有字符的石片。“潘荣冠这个人很少讲话。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大病，捡回了一条命，从此性格就大变了。现在这么大年纪，老婆也不讨，看人也不正眼看，几乎不和人说话。”村里人杨彩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潘荣冠目前正在广东打工。

这个发现石刻的故事是后来流传开的。据村民们回忆，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潘荣冠的“发现”，“他都不和我们说这些的。”杨彩全说。在这个故事里，从2006年到2011年，自从发现第一块石刻之后，潘荣冠一直在附近的田间地头默默地翻找、收集。2011年，罗汉田问他收集了多少块，“二十多块。”他的回答“有点支吾”。

2011年，潘荣冠拿着石刻去百色的古玩市场兜售，遇到了前文提及的冯海华，而冯海华又是“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会员，与谢寿球显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谢寿球很快就参与其中，周旋于平果县与几位“收藏家”之间。

谢寿球极力证明自己对这种石刻非常了解，其实2011年带着农敏坚奔赴感桑，是他第一次去村里。罗汉田回忆，谢寿球“指这指那，跑上跑下”，“一会向大家报告新发现了一座古窑址，一会领大家去看新发现的分水口；一会断定这里是古祭坛，一会推断那里是古城址”。

看过感桑“遗址”、回到县里之后，冯海华称自己手头已经有了二十几块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