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部省会”持续发力 贵阳的崛起与突围

4个月前，来自贵州遵义的90后冯立青，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学习、生活了8年的北京，回到了贵州的省会贵阳，加入一家互联网独角兽，负责贵州区域的市场营销工作。

4年前，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她，经过激烈竞争，拿到了进入英特尔的工作机会。当时，她对于回贵州工作“想都没想过”。但近年来，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风生水起，在科技领域既诞生了本土独角兽，也有越来越多一线科技企业在本地建立团队、拓展业务。

“来自贵阳的猎头电话越来越多，岗位也越来越优质”，在北京始终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冯立青，和越来越多的同龄人一样，开始从北上广深回流至“新一线城市”或家乡的省会。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诞生了北上广深四大实力强劲的一线城市。近年来，以杭州、成都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也迅速崛起，成为舆论焦点。

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除四大一线和十余个“新一线”城市之外，还有一批城市，它们和北上广深尚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宏观政策、区域环境、产业变革、决策实施等多个维度中把握机会，利用后发优势，成为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比如，近年来位于中西部的3个省会城市：南宁、贵阳和太原，发展速度迅猛，且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上十分相近。

2021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描绘了一个未来国土建设的发展蓝图，在全国列出19个城市群，明确指出：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而贵阳、南宁以及太原正是上述规划的19个城市群中，黔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以及山西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这三座城市目前在全国城市GDP百强榜中虽然位列中游，但是其发展潜力有目共睹，近些年对人才、资源的吸引也日渐增加。本文就以这三个城市为样本，透过其发展历程，观察在都市圈、城市群的时代，谁有望在悄然崛起的“腰部省会”中脱颖而出？

都市圈时代的城市群竞争

城市的发展和竞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潮起潮落之间，城市兴衰和普罗大众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唐朝时期盛传的“扬一益二”，正是商贸发达的扬州、成都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首都长安、东都洛阳，背后折射的是战乱之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同时也进入了城市化第二阶段，即都市圈和城市群化。在这一阶段，不再是单个城市竞争，而变成了中心城市联合周边区域城市形成的城市群竞争新形态。

近日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为核心。具体来看，19个国家级城市群大多聚集在“胡焕庸线”的东侧，而在边缘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

在当前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一带一路、内外循环等多重国家战略的加持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启动，也意味着中西部城市群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期。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部湾城市群”，在5年前的“十三五”规划中，仅定位为“规划引导”发展，而在最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则被列入发展壮大的行列，这也意味着该城市群地位上升，建设卓有成效，未来仍需做大做强。

此外还有“黔中城市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翘楚，已经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从企业增长数量可窥一二，天眼查数据显示，2011-2020年十年期间，以长三角城市群企业数量涨幅为基准值，企业数量涨幅最高的两个城市群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其中，黔中城市群企业数量涨幅高达180.0%，成渝城市群为137.5%，分列第一、二位。

三大“腰部省会”的争锋之路

省会城市是所在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领域的中心，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在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以及城市群竞争的大背景下，省会城市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贵阳、南宁和太原三个“腰部省会”在规模体量上和东部省会存在差距，但其发展速度强劲，过去一年在全国GDP百强城市的名次分别上升4、3、1个名次。

 贵阳是贵州省省会，定位为西南地区区域中心城市，西南地区交通枢纽城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311.65亿元，同比增速为5%。2019年贵阳人均GDP为8.19万元。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是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和丝绸之路的门户城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726.34亿元，同比增速为3.7%。2019年南宁人均GDP为6.17万元。

 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153.25亿元，同比增速2.6%。2019年太原人均GDP为9.04万元。

回顾“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亮点，贵阳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为8.3%，累计完成工业投资（不含园区基础设施投资）1859亿元；南宁市服务业增加值近3000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5%，是2015年的1.74倍，金融业增加值较2015年增长44.59%；太原市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7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0%。

如果时间线再拉长一些，3座省会城市的表现更为直观。据统计，2009年-2019年期间，贵阳市的GDP增幅达到了315.64%，南宁市的增幅为195.54%，太原市的增幅为160.78%。

在23个省会城市的GDP增速当中，2013年-2018年，贵阳市连续6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正如广西提出的口号，“首府强则广西强”。对国内很多省份来说，中心城市就是省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共建北部湾城市群，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龙头。

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将培育壮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重点打造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遵义都市圈，贵阳城市经济首位度提升到26%以上。

做大做强省会城市，以“强省会”与“国家中心城市”为双重发展战略，提升城市能级和在全省的引领地位，已成为不少省份的共识和选择。这也意味着，城市群的竞争将演变为一场“省会之战”。

“贵阳经验”：省会拉动城市群典型样本

过去10年，经济增速领跑全国省会城市的贵阳，从大幅落后到赶超太原，迫近南宁，其中有何秘诀？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贵阳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其中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4%。

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西部城市抢抓创新发展机遇、奋力实现后发赶超的生动案例。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今年贵阳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升级突破，力争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1800亿元。

该市将聚焦建设数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申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国家枢纽节点，努力培育大数据引领示范企业50个，建设10亿级大数据产业集聚示范基地5个以上。

除大数据产业外，“十三五”期间贵阳市共引进落地先进制造业项目897个，约定总投资2235.95亿元，恒大新能源汽车、吉利发动机制造、浪潮大数据产业园、比亚迪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投资强度大、产业带动性强的标志性中高端制造项目落户。

在自身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贵阳如何发挥地区“领头羊”的辐射带动作用？都市圈的本质，是用一种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关系，来替代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区域内城市的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以往的“虹吸效应”。

贵阳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以更大力度推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提高辐射带动能力。

具体包括：编制完成贵阳贵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启动东部产业新区开发建设，加快贵安新区城市建设。以交通为重点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贵阳贵安半小时通勤圈；以协同为基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大力推动贵阳贵安产业发展互补互促，打造西部绿色金融中心。

通过在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城市规划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统一规划建设、统筹管理，贵阳贵安两区同频共振，实现1+1>2的聚合效应，逐步构成区域联动协作的发展新格局。

透过“贵阳经验”，可以窥见正在高速成长中的中西部省会城市，在通过“强省会”策略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协同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共赢的路径。展望“十四五”，南宁、贵阳、太原间的你追我赶必然还将继续，各自所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也将为我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