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塑造了家庭之外的可能性”
“家务和妻子之间的联系在过去5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一个‘好妻子’，现在更多是和性吸引力、亲密关系有关，而不是为他洗衣做饭、保持家里的清洁。但另一方面，母亲的身份总是有很强的个人/公共卫生工作的成分。很多幼儿的保育工作，都是关于清洁的。长大以后，保护心理健康可能变得更加重要。照顾身心健康是一项保护性的健康工作，即通过提供卫生的家庭环境来预防疾病。母亲们知道这一点，但这也是一条被决策者反复传达、并用来操纵妇女的工具。”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奥克利发现，女儿们长大后，在对待家务劳动标准上，与她们的母亲有惊人的关联性，女孩在社会化过程中也总是被鼓励参与家务劳动。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76岁这一年，她写于50年前的《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在中国收获了意外的关注和共鸣。
过去一年，“全职太太”“家庭主妇”等话题在中文舆论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从张桂梅校长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到争论《三十而已》中的顾佳是不是独立女性，再到2021年2月，北京房山“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元家务赔偿”的新闻上热搜，引发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激烈争辩——都证明了公众对于这一话题方兴未艾的兴趣，以及尚未达成的社会共识。
1970年代，奥克利在深入考察了40名来自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了《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她在中文版的序言中说，“（它）可能终将成为我所有书中最重要的（一本）”。
2005年退休以前，安·奥克利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教授。2011年，英国社会学协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对英国社会学发展史的非凡贡献。
安·奥克利生于1944年，1960年代末，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奥克利发现自己从事着全世界大多数女性惯常从事的工作——照顾小孩和家庭，因而鲜少有研究时间。“这一角色所带来的社交孤立和不被重视感，对我们这代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击。因为这种教育深深灌输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此后社会上所有的职业之门，都将像其对男性敞开那样，也会为我们女性而洞开。看起来，孩子和家务似乎帮我们关上了这些门。”
那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只有中产阶级女性才会对家庭主妇的工作不满。奥克利的研究则有力驳斥了这样一种论断——她敏锐地发现了家务劳动和车间流水线工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单调、琐碎、重复性强、社交孤立，“像机器一样，与无须花费脑力又无休止的重复性任务捆绑在一起”。“听收音机”或“打开电视机”，似乎是让这些枯燥劳动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的前提之一。家务工作永无止境，在研究样本中，家庭主妇的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到105小时不等。
与之相对的，是家庭主妇的低社会声誉。家务劳动被认为“根本不算工作”——即使家庭主妇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做饭、洗衣、打扫房屋等都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份有偿性劳动，比如厨师、洗衣工、保洁员等。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
家务劳动与女性的性别角色，盘根错节地勾连在一起。同许多后来的社会学家一样，奥克利关注到女性在童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位于伦敦里根大街的世界著名玩具百货公司哈姆利，有一整个楼层都叫“小妇人”。孩子们经常会因玩适合各自性别的玩具，得到大人们的夸奖。适合“女孩们”玩的除了芭比娃娃，还有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组合等。
她们被视为未来的家庭主妇，被鼓励参与家务劳动——帮助母亲洗碗、整理床铺或摆放餐桌等。“小妇人”的角色设想和自我认同被混为一谈，形成一种“不受阻行为的无自我意识情结”。
母亲和女儿的复杂亲密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得以折射。奥克利发现女儿们长大以后，在对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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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