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

黄平民沉默了，向老师借了纸笔，挥笔写下：“世界如潮涌，雄心万里驰。曙光浮一线，宇宙尚昏迷。原野垂绿荫，云天树赤旗。万民欢呼日，游子会亲时。”

为了扩建校舍，徐泰咸去到各乡募捐、筹款，自己绘图设计，指导施工，和学生们一起扛木材、运砖瓦。

1919年秋，许祖熊同叔父许肇棂、堂兄许祖熙、舅父范易4人同时取得赴法留学资格，轰动乡里，乡亲们都去庆贺。许家准备杀4只鸭子招待大家，但还未宰杀，鸭子就死了3只，另一只脚也跛了。

抗日战争期间，章韫胎携家人随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用生物学家的视角开启了古史研究，完成了对“麒麟”和“凤凰”的考证。逝世前，尚有《中华古史发展》未能完稿。

母亲知晓他的志向后，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你放心大胆地去做，家里的事会帮你安排好。到时将大哥的孩子过继给你。”

“五四”运动更像一道分水岭，轮船上的青年人大多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心中自有一片赤色。

1919年春天到1921年1月，陆续有20批共1800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生，迢迢万里，瀚海艰辛，踏上“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联合头条寻人、央视大型纪录片《留法岁月》剧组及相关机构，共同发起“寻找留法生后人”公益项目。

“那个馆光是打车就要一个半小时。”这位汉学家埋怨太远，李玉贞投其所好，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一口应下。 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 “一开始，我们干劲很大，想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像全部集齐。”汪珉失望地发现，挖掘档案、辨别人物，精细，且艰难。 稀缺性势必带来利益的纠葛，吴琼发现不少早期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尚待考证”。

2017年2月，十八洞村成功脱贫摘帽，是湖南省内第一批。脱贫之后，十八洞村的发展方向率先转向乡村振兴，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八年来，见证十八洞村变化的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了。2013年后，十八洞村陆续走出二十多名大学生。2021年村两委换届，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学历的占了80%。 1996年出生的施林娇，是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疫情过后，她决定留在村里，陪伴爷爷的同时，继续探索短视频和直播。她看重的是这个村庄的发展机遇。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0日《南方周末》）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社会环境中，仅仅通过个体的努力来改变贫困的命运会越来越难，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增加供给，比如为贫困群体提供“两不愁三保障”，帮助他们补上福利的缺口，这就是脱贫攻坚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0日《南方周末》）

作为一个小村庄，余村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在于，余村的村干部都有见地，在关停矿山后坚持“两山理念”，“一届接着一届干”，久久为功，逐渐摸索出这套办法。 绿色政绩观的推行，尤其在近年来的生态发展与脱贫攻坚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要看到绿色政绩观在各地落实中仍有欠缺，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还有市场。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13日《南方周末》）

“两山论”在余村提出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余村时，这里已经完成一次刀刃向内的“革命”：村集体决定关停矿山，发展生态旅游。习近平当场称赞“这是高明之举”，并用一句话勉励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没有人否认“两山论”光环给余村旅游业的加成，汪玉成思考的是，如何让余村在“绿色发展”中能够自己“造血”。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13日《南方周末》）

左联成立初期，盟员中流行一句话：“一条标语，一张传单，顶得上一颗红色手榴弹。” “就是先把人们分散在指定地点的四周，装作行人或顾客；一声令下，便集中起来，喊口号，发传单，等到巡捕赶来，则又装作行人或顾客而各自走散”——颇有“快闪”味道。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6日《南方周末》）

我当时听，就觉得老人家是讲给全国、讲给全世界听，中国一定要继续改革开放，这些话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 深圳最早总结出孺子牛的精神，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继承了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没有这么多开荒牛、开拓者，深圳起不来。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6日《南方周末》）

10米高的雕像望向远方，步伐坚定、衣襟“飞扬”，雕像注视下的深圳，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于1980年建立了经济特区。当年仅有3万人的小镇，到了2019年已成为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三百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广东什么都要凭票，有46种票证，买火柴要票，买两块豆腐要豆腐票。”陈开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有两个票，一个邮票，一个股票，股票是改革开放才有的。” “发展是硬道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三个有利于”这些理论，都在1992年1月20日的国贸大厦被记录下来，随后传播至全国。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6日《南方周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以奇兵突袭拿下剑门关，以拌桶为船渡过涪江……但是，在七天七夜的百丈关战役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北上。 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艰难的历程并未画上句号。不久，他们将组建为西路军。那些曾走过巴蜀大地的幸存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将埋骨寒冷荒凉的河西走廊…… 站在这个含意深邃的时间节点之上，去追寻红四方面军曾经跋涉在巴蜀大地上的身影，捡拾遗落在光阴缝隙里的珍珠，擦拭尘埃，它们依然闪耀出理想的光芒。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9日《南方周末》）

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比较短，从中央工委抵达到党中央撤离，一共只有一年零十个月，任务也比较单一，就是围绕打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来布局的，公众对这一时期的注意力集中在三大战役这些历史事件了，西柏坡就没有那么突出。 晋察冀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比较好，这也是当时中央工委选址在西柏坡的重要原因，因为根据地一直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地方，国民党情报系统很难渗透。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9日《南方周末》）

中共中央驻留西柏坡期间，以西柏坡村为中心，方圆几十公里内“耳目喉舌”机构的建设，基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媒体格局。 为便于与中央沟通，胡乔木住进了中央大院。1948年9月，多名新华社编辑从陈家峪搬到西柏坡，开始在胡乔木居住的小院内办公，对外称“总编室”，实际成了设在党中央大院里的“小新华社”。 据胡乔木回忆， 1500字的公报中有500字系毛泽东添加，其中就包括第一句中的“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罕见地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9日《南方周末》）

从1917年1月到1920年2月，箭杆胡同9号，对于陈独秀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然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坐标。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的使命——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并且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我们仰望的星空。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那时，共产党对抗战干部的需要也尤为迫切，迅速培养这些青年， 成了培养干部最有效的途径。已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 张闻天这样的高级干部曾留学西方，对国外高校学科化教育更为青睐。大刀阔斧地搞专业教育，备受关注，却也招来批评，批评者认为学校应该按照社会实际需要来办学。 国共两党又出现大规模摩擦，国民政府停发了给共产党军队的军饷，并开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来延青年人数骤减，前线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读罢这首《卜算子》，宋希濂理解了瞿秋白的心迹，情知诱降已成泡影。宋希濂后来如此回忆：“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15日《南方周末》）

在遵义，长征途中的红军第一次受到百姓的欢迎，并成立了途中首个县级政权。长征路上，遵义是红军唯一成立了警备司令部的地方，也是唯一发行过货币的地方。 连吃败仗的红军决定转道遵义。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15日《南方周末》）

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党内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并形成共识。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又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新一代领导集体。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15日《南方周末》）

二战中，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展开对包括英军战俘、美军飞行员在内的的抢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合计抢救盟军人员有89人之多，都是从香港转入今天的深圳地区再护送到内地。 这场持续了几年的营救，促进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合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直接促成了英军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共产党与美军情报的交换。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8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8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赤水河畔的一些老人在说起红军时，习惯称红军先生或是苏先生。红军先生好理解，苏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我曾在赤水河两岸行走多日，并与那些红军遗址不期而遇：一座不起眼的茅草屋，可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住地；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宇，可能召开过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可能有过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决斗……考察良久，终于恍然大悟了“苏先生”的含义。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一大代表之一陈公博与新婚妻子当时住在大东旅社， 五十多年后，陈公博当初的这一无心安排，却成了破解会议召开时间的关键细节。 有人质疑党史研究对于细节的苛求。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回应：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堆叠在一起，“成为历史的大潮，足以改变时代的方向”。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我的期望是，未来的雄安会有深圳粤海街道那样的混合开发模式，会有杭州那样呵护滋润水体岸线的态度，会有成都那样轻松闲适的生活氛围，会有上海那样为了保护城市风貌划定“永不拓宽的马路”。 中国城镇化下半场，我觉得是回归生活常识，真正关心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关心教育、医疗、空气、阳光，让人们有尊严地安全地生活在一座有活力的城市里面，有公平的福利待遇和健全的保障，有幸福感。

此刻，谁也无法下结论，这将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可以预估的是，这是一座会自我学习的城市。和雄安的千年使命相比，规划和建设的四年，是这座城市重要的成长期，未来则有无限可能。 规划师首要考虑的，不是哪里可以建设，而是哪里不能建设。“先植绿护绿，后建城，把城市轻轻放进这片蓝绿空间。” 来自首都的一些机构已在雄安次第安家。著名的“三校一院”中，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校舍已经封顶，宣武医院还在建设。 未来生活在雄安的人，抬头看不见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因为电线都被巧妙地安置在了地下。 350公里之外的张北，大风推动风机转动，这些远道而来的风电点亮了雄安的灯。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日《南方周末》）

“我们治理的，是距今一万年以来新增的沙漠，称之为人造沙漠。”因为这些沙漠（化）的形成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沙尘暴是个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没有沙尘运输，我们的黄土高原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沙尘暴和土地沙化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再强调一遍，沙尘暴是个自然过程。” 要树立一个新理念，“沙漠是资源，大漠也美丽”。荒漠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能产生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沙坡头的意义不仅仅是草方格的成功，这里也是新中国沙漠科学研究的起点。” 作为沙漠生态研究者，李新荣并不像前人那样将沙漠视为“沙魔”，反而对沙漠带有一丝温情。“沙漠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固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非一定要在沙漠里植树造林。” 得到世界认同的中国治沙模式，已不只一个沙坡头。“中国防沙治沙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为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技术、中国模式。”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发展之后的深圳也很快地意识到来料加工、污染程度高的工业不具备可持续性，走到发展“三资企业”的道路上。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17日《南方周末》）

“一条小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那时港币算外汇，可值钱了，港币四毛七兑一块钱人民币。” 在蛇口工业区成立的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17日《南方周末》）

这家公司如活化石般穿越百年，见证了嘉兴这座夹在沪杭之间的小城，随着中国经济的激荡浪潮，如何从农业社会进化到遍布“隐形冠军”的工业社会。 “上海土地很紧张，房价一涨，工业没法在市内办，所以上海资本往嘉兴流，给嘉兴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制造业、服务业，提升了产业结构。” 嘉兴离上海、杭州近，隐形冠军企业给大城市企业做配套起步，同时也获得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3日《南方周末》）

发行公债、股票，成为革命根据地筹集资金、解决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赢了没有硝烟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1980年代末“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上海）证券业务部”设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真正活跃了起来。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1992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敦促，“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从1992年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上海经济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头一天，沪市股票的成交额只有49万，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8000亿。相隔三十年，当时谁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规模。”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