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地标丨学者谈中共创建史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一大会址纪念馆内陈列国家一级文物二十多件，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9月版。 （人民视觉/图）

在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有几幅标注了定位的电子地图展板。每一个红点，都是由他和学生们用脚“走”出的红色遗址。

2020年6月，经过十年的调查和走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新书《初心之地》正式发布，相较于2009年上海通过普查工作确认的657处革命遗址遗迹，苏智良将这个数字增加至1000。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调侃道：“这是一个费劲的活儿。”

自苏智良197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写下第一篇党史研究的论文以来，他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上海红色文化的研究，已经走过了42个年头。这些年来，苏智良也为党史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2021年3月19日，就建党100周年及党史研究相关问题，苏智良和张玉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研究议题越来越细致

南方周末：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针对中共的创建史而言，当前学界的整体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的？

张玉菡：根据我的研究，将其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1949年，这一阶段，我把它归为中共一大资料的形成期。中共一大的召开是秘密的，在我们党诞生的这一阶段，对于党内文件的保管也处在最初时期。

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共一大研究比较具有开拓性的是中共一大档案的发现、一大旧址的勘察、复原，尤其是中共早期历史口述资料的征集难能可贵。同期，中国台湾、香港以及苏联、美国、日本等海外学者不仅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