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八股制艺而开新学风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陈垣与柴德赓。

民国二十一年,纪元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先生七十有七,招钱锺书度岁,钱锺书民国二十七年客寓巴黎在《〈石语〉序》里说那晚“谈宴甚欢”。《石语》,“石”即指陈衍。陈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生于1856年,卒于1937年。《石语》即是钱锺书追记那晚度岁陈石遗所说的话。

石遗老人在和钱锺书谈天中议论到了科举,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

钱锺书记录了石遗老人这段话后,按语说:“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前几句话赞石遗老人识见通达,末一句话,则钱锺书后来所撰长篇小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之形形色色,或可视作钱锺书给这句“惜”添的注解。

我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柴先生1947年在北平的辅仁大学讲这门课,亦有不谋而合的见解。

柴先生这部讲义第一章讲清代学术发达之原因,从明代入手,说明代以科举取士,科第出身的仕宦很容易,因此一代读书人都为科举奔忙,为八股所颠倒,自然无暇研究学术。但这个风气到了万历以后起了显著的转变,物极必反,万历以后的学风就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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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汪亚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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