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瞬 ——文人故居中的友谊、爱，与恨

北京张自忠路宽阔平坦，除了汽车和外卖“电驴”一路呼啸而过，这里自有内城的平和气质。而1926年，由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改建的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那三角桁架、铁皮屋顶的西洋式主楼前，却难见此景：是年3月18日晨8时许，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林语堂接到学生刘和珍的电话，她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求教务长准许停课，因为她们要去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林语堂认为此次游行“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还叮嘱她“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

他说“以后”，是因为他绝没料到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北京鲁迅中学——原女子师范大学 （孟慧忠/图）

竹篮与绳梯

在北京这个“春脖子短”的时日，以学生为主的团体请愿，卫兵开枪射击，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青年遭到屠杀。下午二时，林语堂听闻噩耗，同许寿裳赶赴国务院，目睹刘和珍遗容，悲痛不已。

“三一八”惨案举国哗然，时在北京的周作人、朱自清、凌叔华等皆有著文；刚做完手术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见记者，表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3月21日，林语堂已作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直至两周后的4月1日，同在女师大教书的鲁迅“代表作”《纪念刘和珍君》横空出世。

而事件发生当天，鲁迅还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今宫门口二条19号）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同时让本来也可能去参与请愿的学生许广平帮忙誊写文稿。3月19日，执政府颁布《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皆为教育、出版界人士。一时风声鹤唳。后来鲁迅也到刑部街山本医院、锦什坊街《莽原》社躲避。

形势之坏，其实从鲁迅所住四合院的布置中也可见一斑。1923年10月，他向齐寿山、许寿裳各借400银元，买下阜内6间旧屋小宅院。此院往东可见妙应寺白塔，往西就是阜成门巍峨的城垣，当月他即绘制三张改建图，1924年5月，他与朱安搬入这座自己挖水井、种刺梅、丁香与碧桃的“DIY小院”，至1926年8月之前，他在这里写作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和《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作品。

鲁迅的阜成门故居在宽3米、长约400米的宫门口胡同中间，东侧即今鲁迅博物馆。当时阜成门一带是穷苦住宅区，居民多为体力劳动者，市政设施差，土路上铺煤渣，风天黄沙飞舞，雨天道路泥泞，让人想起张天翼写北京前门外的路，“只要汽车牛般叫着过去，屁股后便是一条扬起来的灰，像是在腾云”。故居有北房三间，为鲁迅起居室、鲁母和朱安卧室，南房三间，为会客室、藏书室，东西厢房各两间。前院有鲁迅手植丁香，后院水井旁有刺梅，至于《秋夜》里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如今一棵在前院通向后院的拐角处，另一棵则在墙外了。北房中屋后面接建一不足9平方米的平顶小屋，犹如四合院长了条尾巴，即著名的“老虎尾巴”，隔北窗可见他当年所用物品：东侧有三屉长桌，上摆笔砚文具、茶杯、烟缸及钟等物；因为贫民区没有电，桌上还有一盏高脚煤油灯，就是《秋夜》中小青虫“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的那盏；墙上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和司徒乔的速写《五个警察一个〇》。

鲁迅宫门口故居园中，两棵白丁香为鲁迅手植，白丁香后小门可以通向老虎尾巴及后院 （孟慧忠/图）

北窗前有两条长凳搭的一副床板，床下有一竹篮，一遇危险，他就可以装上日用品迅速离开。不过，在兄弟周作人眼中开启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的“三一八”，没有直接促使鲁迅拎上竹篮逃走；同样没派上用场的，还有林语堂的绳梯。

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下台，奉系军阀控制北京，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林语堂、鲁迅皆被列入48人通缉名单，当时林妻廖翠凤刚在协和医院生下二女儿（太乙），回到西北起崇内大街、东南至崇文门东顺城街的船板胡同家中，发现丈夫做了一个绳梯收在阁楼里，预备危急时跳墙用，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走？”

虽然早年练过棒球，林语堂最终只是躲在与住家只隔一条街的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和好友林可胜医生家，自然没有跳墙——当年5月，他即南下厦门。

林语堂船板胡同的故居已无存。 （孟慧忠/图）

“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的万钧烘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