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爬藤”记：一场家庭条件和学生个人努力的赛跑

2018年5月19日，2018届郑州中学国际班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6日《南方周末》）

相比2019年参加国内高考的1000万考生，5万爬藤少年只是极小众。

为了确保“有书可读”，王奇奇的申请数量是25所，姚松辰15所。

留学顾问曾与家长“制造”出真实，将某个学生送进纽约大学。自始至终，学生不知道，这件事还有额外隐情。

拒信在20分钟内接连到达。先是哈佛，接着，耶鲁、普林斯顿，最后是一封达特茅斯的录取通知。

2019年3月28日，又是一年藤校放榜日。

达特茅斯也是藤校，但被哈佛拒绝的打击远甚其他，王奇奇哭到呼吸困难，被送进了医务室。这天，哈佛发出了41000封拒信，其新生录取率为4.5%，是藤校中最难进的一所。

王奇奇是2019年5万名中国爬藤少年之一，他们只有0.4%的成功几率。

“爬藤”是留学圈常用词，意味着申请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其外延后扩展到美国其他顶尖大学或文理学院。

相比2019年参加国内高考的1000万考生，5万爬藤少年只是极小众，但因名校光环加持一直备受关注，近来，又因美国留学签证趋紧受瞩目更甚。

就留学签证问题，2019年6月3日，教育部发出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放榜日过去两月有余，王奇奇们已尘埃落定的藤校录取，又蒙上一层薄灰。同学们会谈论这些话题，但鲜有不安情绪。

不久前的5月23日，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Peter Salovey）发出一封公开信，肯定常青藤联盟对外国人才的“坚定承诺”。不止耶鲁，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大学均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际学生和学者。

竞争者越来越多，爬藤越来越难

王奇奇执念于哈佛，是因为这所学校足够“有名”，“文化程度不算很高”的父母能直观理解。

爬藤之路早早始于五年前。决定来得仓促，王奇奇来不及与初一的同学道别，便由普通中学转读了国际学校。

初二是申请美国高中九年级的最佳时间，顶尖的美国高中申请难度堪比藤校，甚至产生了“小常青藤”的说法。当时王奇奇托福只有八十多分（满分120分），于是索性gap（间断）一年，空挂学籍，用全部时间准备标准化考试和文书。

“我当时成绩不达标，面试也不过关，没什么亮眼的课外活动，也不了解整个申请系统，完全凭着一股冲劲就这么报。我现在的学校是二档左右，能进来还挺幸运的。”进入美国高中体系的王奇奇感慨。

同为2023届爬藤学生的姚松辰则没那么“幸运”。

他到了初三才决定出国，只能选择申请十年级或倒读九年级。这一阶段，十年级招生名额较少，他的准备也不充分，第一次便落空了。

不同的起点，导向了不同的爬藤经历。

王奇奇在九年级第一学期就为自己制定了四年规划。英语、数学、历史、科学课各有一条明确的选课线，SAT、SAT2与托福确定考试时间，社团计划做到管理层。这些计划将她的日程排满。

她上着五门AP大学预修课程，在三个社团担任管理层，还进行一个项目研究。如果论文拿了87分，或者课程平均分没到A，王奇奇都会大哭一场。

强烈的焦虑感包裹着她。王奇奇注意到，耶鲁刚录了某位美国高中校长的儿子，普林斯顿录了一个黑人运动员。在哈佛，运动员、毕业生子女、院长兴趣清单申请人和教职员工子女的入学率约为45%。那些有身份和背景加成的竞争者提醒她，必须要更努力，“不然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王奇奇从未睡饱过，即便周日早上，生物钟也从八点钟开始工作。很想体验一下学校的武术俱乐部，但读了四年高中也没去成，“时间太宝贵了，我不应该浪费在这些事上”。

申请美国高中落空之后，姚松辰考上了深圳中学，成为实验体系出国方向的一员。2018年，藤校本科录取的中国内地学生近两百人，南京外国语、北京四中和深圳中学为录取榜三甲，三校录取学生就占了19%。

几年后，姚松辰的耶鲁面试定在了2019年农历除夕夜。他刚在四川卧龙做完一项社会学寒假项目，匆匆赶到北京。

面试官是北京某大学教授、耶鲁校友，地点在大学教工宿舍里。客厅堆满书，一进门，姚松辰就被吸引了，椅子旁摆着一本法语版《三个火枪手》，靠阳台的窗边是一排20卷《大英百科全书》。思绪被提问打断，面试官将他拉回到这场面试。

“为什么去四川？”

姚松辰跟随团队去卧龙山村采集当地民歌，最后组织一场小型音乐会，尝试将西洋古典音乐与当地民歌做碰撞与结合。他从小学习小提琴，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充分转化自己的音乐特长，展现自己对文科的热爱、积极的状态和热心公益。

面试官不断追问：田野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有技巧性甚至伦理性问题；发布你采集的信息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项目开始前有没有培训；培训强度多大……

姚松辰其实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只得到过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的《如何做田野笔记》电子版，上了约一个小时的课程，就被派去和村民谈话了。姚松辰知道这样的培训程度肯定不够，“但在他面前不可以撒谎，我得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这里怎么组织与研究也是一门学问，不过他没给我这个时间。”

可想而知，面试失败了，但姚松辰将之视为收获，并写了四千余字的总结。

他们面对的是一场长达三四年的长跑，标准化成绩（即SAT、ACT、托福等考试成绩）、校内绩点、活动与竞赛、文书准备缺一不可。

更糟糕的是，截至2019年，八所藤校的录取率都持续走低，爬藤之路在收窄。

姚松辰明白，录取率下降的本质并非美国大学收紧对华人的招生，而是生源增长过快，竞争者越来越多。

真实与“制造真实”

大学的录取格外谨慎，近两年甚至会判断申请学生的择校意向，避免成为“备胎”。

与之相反，学生通常会“广泛撒网”，申请十余所大学，兼顾足够数量的“保底学校”与“彩票学校”。为了确保“有书可读”，王奇奇的申请数量是25所，姚松辰15所。

刚从哈佛本科毕业的Brabeeba，将“真实”视作大学申请的关键。

为此，他告诉招生官，自己的兴趣是动漫与音乐——母亲曾强烈阻止他，“看动漫是‘负1分’，你把动漫做得很厉害，只能得到‘负100分’。”

Brabeeba是国内某大型动漫论坛的版主，是美少女养成游戏的最高频玩家之一，致力于推广自己喜欢的小众领域；他练钢琴，几乎每周都去听音乐会，对音乐家如数家珍，他的化名Brabeeba即勃拉姆斯、贝多芬和巴赫的组合——为了纪念他最爱的三个音乐家。

这些他都毫无隐瞒。“你真正喜欢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你在高中那几年，才想通过高大上的活动包装自己，也很容易被戳破。”

但Brabeeba不知道，“真实”也是一种可以被选择，甚至被制造的产物。

留学顾问张子杰就曾与家长“制造”出这样一种真实，将某个学生送进纽约大学。

他们为她设计了“热心公益”的标签。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步，提供项目资金让学生去贫困地区旅游；第二步，引导观察，帮助学生认识双方生活差距；第三步，倚靠资源，鼓励学生改变当地环境。高一暑假，这名学生去了四川凉山。

“你看到那里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和你的生活差距太大了？”家长问。

“当地孩子们连午饭都吃不上。”她说。

“你想不想改变？想怎么改变？能不能写篇文章？”家长鼓励。

学生后来写道，她想将自家工厂剩下的午饭全部送给当地孩子。

“我们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书，用最粗陋最简单的英语写出来。”张子杰回忆，家长看到女儿的文章后哭了，自家孩子原来这么懂事，然后将文章转发到微博。多个同城商会QQ群转发，一不小心凑了上百万善款。

学生负责想办法联系当地学校，递交并使用善款。

“我记得当时纽约大学一看就给了她面试，担心她造假。”张子杰说。

但这名学生真的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实打实地去大凉山做公益，一个暑假，小姑娘晒成了黑妹子。在面试官的注视下，她笑得很开心。

“家长早和我们沟通过，孩子读中学期间不要让她太功利。”他们制定了这套方案，并且未向学生透露半句。

根据指导，学生在高二向纽约大学递交申请材料，并写信告诉学校，自己在做慈善项目，希望得到大学老师的指导。

“普通人是不可能写这句话的。但针对她这样的背景，我们就敢帮她把这句话写上去。”张子杰解释。

高二暑假，学生继续到凉山做慈善。高三，被纽约大学录取。她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还有额外隐情。

“没有一个家庭是穷的”

在十年前，事情远没有这么复杂，彼时的大学主要以标准化成绩作为录取考量。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的于庆普经历了那个时期，“去找中介，他能直接告诉我多少分读什么样的学校。”2009年申请美国本科的他，去了一所在中西部排名五六十左右的学校。

此轮美国留学热潮开端于2008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数据显示，1999至2008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人数在5万至10万间徘徊，随后十年，曲线明显上扬。中国留美学生总人数增至36万人，在全部国际学生中占比33%，贡献了超过138亿美元。

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高调宣布扩大中国留学生规模，美国使馆发放学生签证的数量随即大幅增加。

于庆普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考试逻辑被摸索出来，标化成绩不足以筛选学生，申请大学逐渐变成一场“家庭社会阶层和学生个人努力的赛跑”。

USNews数据显示，美国公立学校录取新生的平均SAT成绩逐步走高，到2018年，75%的新生SAT均分在1440以上（总分1600分）。

家庭条件成了重要因素。于庆普说，有条件的家长能拿到国际知名教授推荐信，将高中生带进国家级实验室做项目、发文章，或者支付托福、SAT培训班的高额费用。

拥有九年留学顾问经验的黄崇本更为直白，“在美国读中学和读本科，没有一个家庭是穷的，就算是工薪家庭，都会在一线城市有两套房以上。”

高额的学费及生活费将大多数中产之家挡在门外。他指出，如果学生家庭没有两三百万流动资金，很难做爬藤计划。

30万至40万元，可以保录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级别大学（2019 USNews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中位居第80名）。200万元，这是保录美国前30名大学的费用，能否毕业则另说。根据张子杰估算，前者一年约有两百个案例，后者更为隐蔽，数量极少。

张子杰说，高额保录费的赚取方式主要为两种：其一，留学机构认识相应大学的招生官；其二，机构认识目标专业的教授，能够获取推荐信或参加项目。

录取文件解密招生官的考量

高校看重什么，爬藤家庭便追逐什么，留学机构就提供什么服务。

研究生阶段的录取标准较为清晰，主要是看标准化成绩，即GRE、托福和GPA。“起跑线很公平，我的成绩分数够高，就能在这场竞争中跑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的复旦大学毕业生蔡喆说。

本科录取则是门玄学，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临近毕业，Brabeeba和朋友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FERPA）规定，申请查看自己的录取文件。招生官的实际抉择有些出乎意料。

一位美国同学的父母兄长都是哈佛毕业，有校友传承（Legacy）加分，他本人是最好的公立中学第一名毕业，在乐团里当首席，参加全国级别科展。但档案显示，两名招生官仍犹豫不决，他们让他再多寄一些研究项目和音乐影片，请音乐教授与科学教授看过，最后才决定录取与否。

至于Brabeeba自己，他是数学国际竞赛银牌得主，高中已修完大学数学课。招生官的意见则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喜爱他做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我们不会注意到他，但他还有数学特长。”

以哈佛为代表，藤校的招生标准开始清晰。

2018年哈佛曾被指控歧视亚裔申请者。通过证词和内部文件，这场联邦诉讼暴露了哈佛的录取考量。拥有“异常吸引人的个人品质”、特别具有“反思力、洞察力或专注力”、克服了某些人生障碍或者拥有令人信服的人生故事，都更容易获得招生官青睐。

塑造这些特质，正是留学咨询行业所说的“背景提升”。

这是机构最常见的服务。更直白的说法是，有方法有技巧地包装申请者个人履历，使其增加竞争力。

英语成绩可以通过训练提高，实践有赖于原生家庭的社会背景和长期规划，个人亮点则需要中介顾问根据经验来设定。

王奇奇的人设主题是二胎女孩。在家庭社交圈，她的身份被隐匿多年，父母以亲戚身份出席她的家长会，同学叫她“妈妈不要的孤儿”。这样的成长环境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定感，“如果我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就会被抛弃”。

这的确是王奇奇最大的伤口。11岁时，她强迫父母与自己做了亲子鉴定。但高三时，她却将整个伤口暴露在大学招生官面前。

“中介跟我说，就是这样的经历才更打动人。”中介为她圈定了这个人设，并要她跟着中国教授做相关项目研究。

被哈佛拒绝的第二天，2019年3月29日，托福114分、SAT1520分的王奇奇收到了斯坦福的录取通知。

进入藤校之后

同样要去斯坦福的还有姚松辰，他的名字高挂在深圳中学《2019届海外大学录取报告》前列。

“我们会引导孩子去思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自己的课外活动方面做一些拓展。”班主任王奕君认为，与其功利规划“背景提升”方案，不如找到契合学生特点的活动。

每年申请季，王奕君都要为全班四五十个学生写推荐信。“根据你在这两年对孩子的观察，跟家长的沟通，其他学科老师对他的评价，以及一对一聊天，写一份有针对性的、能体现他特色的推荐信。”

姚松辰不到四岁开始学小提琴，小提琴老师觉得他有天赋，可以走专业道路，母亲也因此要求严格。转折点是小学二年级的一次沟通，姚松辰向母亲表达了不满，“我不想练了，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小提琴。”母亲突然意识到，强制学习可能有反效果。

姚松辰的托福为116分。英语启蒙是BBC纪录片《纳米比亚的大象》，模仿播音员的英式口音，每次“玩”几分钟。后来英语融入了他的日常，走路听英语广播，碎片时间看原著，都是兴趣导向。“别人老问我，他在哪里培训的，真的没有，包括托福都没有（培训）。”姚松辰的母亲说。

他常会在腰间绑个小包，乘地铁或课间时，会从包里掏出一本英文书来看。这个细节也被王奕君写进推荐信，“他是一个对阅读抱有真正热情的人。”

在此之前，除了小提琴，他小学阶段的奥数成绩很好，初中时期是化学竞赛生，由于不愿意“做学科竞赛这么枯燥的事情”，他决定放弃竞赛，申请美国大学。

姚松辰在录取经验中写道，自己更看重理想、热情和自我审视的能力。

爬藤成功意味着新挑战的开始，而非终结。

美国入学咨询机构College Transitions的CEO贝拉斯科（Andrew Belasco）指出，部分中国学生在尝试适应社会时感到吃力，部分不愿意与美国学生群体融合。“他们与其他任何学生群体一样多元化，有些人不太成熟，有些则礼貌而热情。”

Brabeeba进入哈佛之后发现，很多从小开始练音乐的“天才”，进大学后就不碰音乐了，叫他们去听音乐会，大都兴趣缺缺。看得出，他们并不真正喜欢音乐，斐然的音乐成绩仅是升学敲门砖。而大学，其实并不希望招到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的“特长生”。

两种不同导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很容易区分，一类规划明确，有人参加金融俱乐部，有人在华尔街朝九夜二，一类则充分尊重兴趣，有人在学校推广折纸活动，有人在欧洲的酒吧做乐队表演。

“我觉得招生官想让我们做的是，与众不同的微小贡献。”Brabeeba聚集起三十多人的音乐社团，聚集从未接触过古典音乐的同学，每周一起去音乐会。他还在哈佛复活了已沉寂的动漫活动，担任了三年动漫社社长。

王奇奇爬藤的最大动因来自获取父母认同，但斯坦福未能弥合两代人巨大的观念分歧。录取结果出来后，她的父母接到很多电话，朋友们希望奇奇分享经验。高兴之余，母亲却告诉女儿，不必太努力学习，可以在学校找个有钱的对象嫁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奇奇、张子杰、于庆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