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张充和、沈从文之间的爱恨纠葛

张充和手抄卞之琳的《断章》。 （作者供图/图）

文化圈内，有很多被传为美谈的情恋故事，比如胡适与曹佩声、韦莲斯以及众多“星星”周旋，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爱怨交加，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好聚难散，吴宓狂追毛彦文，也包括卞之琳苦恋张充和。

关于卞之琳苦恋张充和，2013年，苏炜采访执笔的《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中披露，晚年的张充和说：早在1933年认识卞之琳后，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过百封信”，他还“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但自己“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因为“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但“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说他是“有点一厢情愿”、“典型的单恋”，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

本来，卞之琳苦恋、苦追张充和十余年最终也没有牵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读成单恋、一厢情愿，再加上张充和在晚年以当事人自述的形式这么一确认，就更加坐实了这一结论，连一向以善质疑相标榜的学术界甚至以猎奇挖人隐私为能事的娱乐八卦界，很多年来都没有人提出过质疑，真正达成一种和谐统一的局面。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即使苦苦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余年的时间，如果女方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即使是再一往情深、“认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开张了。当然这只是凭常识判断，对于那些掉进情网拔不出来的人，可能并不适用。

那么，卞之琳与张充和之间的真实情形到底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各种回忆文章多有佐证，包括卞之琳本人的很多说辞，也可以为证。不过，前些年裴春芳博士发现的新资料，或者更值得一说。即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中的《摘星录》，实际是连载于1940年香港《大风》杂志的《梦与现实》的修改稿；同在《大风》杂志1941年连载的《摘星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绿的梦》，虽与全集中的《摘星录》名字相同，但内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

当这两部小说被裴春芳、解志熙等研究者定位为自叙传或写实小说的结论后，那么关于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与卞之琳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尽管这样的对号入座充满了文学性、戏剧性，也让世俗人多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很是道德崇高了一次。

在《梦与现实》中，裴春芳、解志熙等学者认为，沈从文安排了四个人物，即老朋友——沈从文、老同学——张兆和、大学生——卞之琳、她——张充和。暂且不管“老同学”与“她”的爱恋纠葛，单看“老同学”是如何描述“大学生”卞之琳的。

小说中，“大学生”第一次被描写是这样的：“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实，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