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女性写作：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书写？

80后女作家已成为女性写作的中坚力量，从左至右分别为淡豹、周嘉宁、荞麦、辽京、林棹。 （受访者供图/图）

1942年，作家丁玲写下《三八节有感》，开篇发问：“‘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与之形成微妙对比的是，在日后的文学史书写里，丁玲始终以中国女性文学先驱的身份出现，她的女性身份事实上为她的作品赋予了更加独特的价值。

将近八十年后，丁玲曾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现代女性的课题。

2021年3月，学者张莉在《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序言中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是站在失语的、边缘的女性视角阅读文学。有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理解到即使《简·爱》这样的女性文学文本里也有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仅仅以男女主人公的角度去看，就永远无法理解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被压抑的处境。张莉认为：“女性主义的视角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应该被忽略的（人和事），看到了更阔大的世界。”

2020年，张莉与《十月》杂志编辑季亚娅一起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张莉写道：“新女性写作”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在这群作者之中，出生于1980年代的女性已成为中坚力量，她们的成长浮沉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共振。她们是第一代独生女，在新千年前后度过青春期，被网络文化哺育，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都市问题……中年之后，她们普遍发现，不管如何强调80后的独特性，她们依然要面临百年来女性的问题，在爱情、婚姻和育儿中焦灼。

走出自由的小黑屋

“其实，在辽京这个笔名之外的日常生活里，我可能也仅仅是作为某某的母亲存在的。”2014年，31岁的辽京生下了儿子，她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如今看来，这样的决定既大胆又危险，但在当时，她只是觉得既然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辞掉工作也没什么不可以，反正孩子大点了也可以随时回到职场。

从法语专业本科毕业后，她先是去了北非工作，后来辗转几个行业。她的最近一份工作最接近写作——一份经济类杂志的记者，主要撰写经济类人物的财富故事。

2015年，辽京开始用写作填满孩子睡觉后的碎片时间，这是她在生命前三十年都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没有发表渠道，她就在豆瓣阅读上写作，很快收到了读者的直接反馈。平台编辑也联系到她，鼓励她继续。她渐渐发现，在写作中她获得了做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得到的满足感。她上班那些年，几乎全部精力都在应付工作。“我很感谢做全职主妇的这段时间给了我写作的可能性。”辽京说。

对她来说，最初写作的状态就像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黑屋，那是最为自由的。2019年，辽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新婚之夜》，那之后，她需要面对写作之外的事务，“一旦你走出来，拿出作品，开始面对读者、市场和评论的时候，最初的自由就没有了。我现在经常会上豆瓣看看读者的反馈，再动笔的时候难免不被这些东西影响。”她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扇打开的门再关上，面对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思考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直到出书，她才从编辑那里知道女性题材的作品是“好卖”的，前财经记者的敏锐让她感觉到这里有种被贩卖的焦虑，仿佛女性消费点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务就可以获得一种释放，她知道那没有用。“性别话题是这些年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自己其实是被卷入了这股思潮中，但我创作的起点并不是女性意识。”

因此她有点抗拒“女性作家”这个标签，辽京说：“我始终觉得那种非常自然的女性视角是很宝贵的，我希望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一般的认识里，女性作者就是要写与女性有关的故事，但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