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潘晓的命运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潘晓问题，当年曾引发全民关注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７８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北大、清华的学生邀请她去爬香山，在山顶上讨论萨特，讨论《红与黑》。黄晓菊不怵围在她周围的大学生。在成为“潘晓”之前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三五个因传阅《简爱》、惠特曼团聚在一起的青年工人或待业青年。大学生们和黄晓菊讨论的问题，黄晓菊和她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思考过。
    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祎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祎“孤僻，太学生气”。后来通过几次信，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祎可能确实是孤僻的，在成为潘晓之前，他曾于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祎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潘祎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祎自幼一个人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１９７９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次自杀，使潘祎向来学校采访的马丽珍倾诉了４个小时。
    潘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 母亲１９５０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外祖母的爱是另外一种味道，只有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从小就知道，讨喜的小孩才能讨到爱。”
    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是在厂里扎下去提干，还是将来弄成全民所有制？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因为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而且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时候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
    在厂子里，黄晓菊的“能说”是有名的，领导不愿意，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让她闭嘴。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把我们阻拦在工厂门口，劝我们回去，再创造５分钟的价值。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头。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６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６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你一个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能力接待这些上门向你求助或者跟你谈心的人？”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也许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单位实现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头一个被停聘的是我。”
    １９８８年，黄晓菊丢了资料室的饭碗，离了婚，没学历，为了自己和３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８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验，自己敢下剪子裁剪自认为新颖别致的服装，吃苦能干，和搭档在大雪里骑车运货，一路打闹，一路笑骂的混不吝，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儿子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在母亲南下谋生的日子里，他是幼儿园里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把石子、糖块、草根藏在兜里，直到糖化了，把草棍、玻璃球和石块都沾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他留给妈妈的礼物。上学之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像妈妈一样没上过大学。
    黄晓菊的儿子叫桑也行。当年初为人父人母的黄晓菊夫妇抓耳挠腮给新生儿取名字，这个不错，那个也行，犹豫不决的时候，黄晓菊拍掌大笑，就叫他“也行”吧。
    如今的桑也行是个１米８０的小伙，给屈臣氏矿泉水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在华侨饭店当过门僮、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他的偶像是一个从学校辍学，做新式西餐，乃至引导美食风尚的英国小男孩。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黄晓菊说，她不为没上过大学后悔。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在当年能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不过说到年轻时代她爱读的那些书、说起她伶牙俐齿舌战厂委会以及她在香山顶上跟大学生辩论萨特的时候，她也会兴奋地憧憬另外一种可能：“我要是上了大学……”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祎自己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 “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祎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
　　近几年，潘祎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