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工讨薪难？政府垫！
谁来保卫工资？在市场规则尚未完善、司法亦非独立力量的转轨时期，谁来捍卫劳动契约的尊严？
浙江省９２个县市里，不再可能出现民工讨薪惨剧了——政府建立起了应急周转金，将向打工者垫支欠薪，再向企业追讨。这样“迟来的保护”，源于一起偶然事件，是对已有制度失灵的补充。只是，它可以缓解一时之渴，却仍非甘霖
老板跑了，员工还能拿到工资吗？
这些日子，浙江慈溪市天元镇铭日电器厂的民工见人就问。几天前，早班工人愕然发现，仅仅时隔半夜，机器设备突然“蒸发”，老板一家无影无踪。
此时，全厂６４名工人今年以来分文未发，共欠工资近１８万元，损失最大的老员工张果——他还是老板的表弟——被拖欠一年零四个月共一万八千多元，“一下就傻了”。
政府很快伸出了手。４月２９日，民工们再次聚集，排队领钱——慈溪市启用政府应急周转金，先垫付部分工资近十万元。按照标准，一些拖欠不超过３个月的几乎拿到全部工资，张果则拿到３１８０元，数钱时他的眼圈红了。
与此同时，工人们的债权转移给当地政府，由后者代为追索。消失的老板已被公安通缉，厂里所剩无几的财产将由法院拍卖。听到这些消息，人群久久不离去，有人站在雨里傻笑，有人挥着拳头说“想砸点什么”。
张果们无疑是幸运的一群——他们不会因被欠薪而食不果腹，不必踏上漫长的讨薪之路，更不致被逼无奈走上杀人或自杀的绝路。到去年年底，浙江省９２个市县的民工们已得到“企业欠薪政府应急周转金”的保护——自２００５年基金开始设立以来，浙江省各地周转金总额已近１．５亿元。
欠薪侵蚀中国经济肌体已久，困扰着整个社会，以致出现堂堂一国总理为农妇讨薪的悲辛故事。谁来保卫工资？在市场规则尚未完善、司法亦非独立力量的转轨时期，谁来捍卫劳动契约的尊严？
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正在尝试求解欠薪难题。尽管制度仍在试验阶段，争议不断，但深受欠薪之伤的打工者与由此深受其苦的城市都得到了些许宽慰。这一制度的坚定主张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形容说，“这是制度保卫工资”。
烧出来的制度
周转金制度在浙江正式出现，源于２００４年年底发生在温州的“１１·２４事件”。
当时，温州鹿城区双屿镇一家工厂经营亏损，发不出工资，老板消失了。年关将近，回家的路费却落了空，上百愤怒的工人聚集起来堵住国道。
人群渐渐躁动，失去理智，烧毁了两辆公安车辆和温州劳动监察大队惟一的一辆车。目睹这一事件的一位老板清楚记得，一辆宝马刚巧经过，司机不知就里对着堵塞的道路按了按喇叭，车辆随即被掀翻。
“温州很少出这么大的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官员回忆，“平息事态压倒一切，最重要的是首先安抚工人。”
若按常规处理，须经工人上法院起诉、法院冻结厂房资产，再判决工厂主支付欠薪等程序。但已到年末，欠薪者消失，司法程序即使按目前“绿色通道”的特殊安排来启动，也需时日，何况当时并无这项安排。更大的障碍还在于，即便法院从速从快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判决，但执行难的现实仍可能让工人们因等待而再次情绪失控。
各种现有制度失灵，必须另觅他途。温州人灵活务实的性格基因发挥了作用，很快，市劳动局就从经费中拿出四十多万元垫付给工人，随后法院马上拍卖工厂里的存货和设备追回这笔钱，并偿付了剩下的工资。前后过程，不过两三天，工人安然回家过年，事件顺利平息。
此时全国都陷在同样的麻烦中。从２００３年总理讨薪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欠薪清理行动，国务院规定到２００６年底限期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工资，并推出九部法律法规保卫工资。
欠薪其实由来已久，成因复杂的这些事件长久地侵蚀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信用准则。“如果劳动合同都得不到遵守，还有什么不可以违背？”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处长陈秀庆说，“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欠薪则是其核心。”
冲突最明显的建筑行业，几乎占当时欠薪事件的９０％。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高达３６６０亿元。为了治理这一痼疾，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筑企业预交押金。
猛药之下建筑业沉疴渐起，但交通、铁路、租赁等其他行业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边清边欠”。倘若都按建筑业的方式，办企业都得交押金，这种闻所未闻的做法显然违反行政许可法，不少城市因此打消这个念头。
但是四处出现的欠薪事件渐渐让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火药桶，暴力冲突不时出现。还有什么方法能消解这种躁动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城市为此焦虑不已。
“１１·２４事件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只要有一笔资金进行周转，就能避免酿成更大的灾难。”上述温州官员说。转头过完年，劳动局便向市政府申请设立这样一笔周转资金，顺利获批。
温州的新制度传到浙江省里，几乎立即就得到高度评价。２００５年，浙江省要求全省各城市财政拨款建立应急周转金，市级５０万元，县级３０万元。
政府之手就这样伸了出来。
用工会会费保护工人
张果们所在的慈溪市按省里的要求建立起了应急周转金。２０个乡镇和街道办各自出资３０万－５０万元，市财政出资１００万，一共４３０万元。
一年后，市政府提出要将周转金扩大到３０００万——市财政出资１０００万，各乡镇出资１００万。
这一要求未及实施，就因为另一桩机缘而改变了来源。
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企业——职工通常是工会会员，每月要按全体员工工资总额的２％向当地工会缴纳会费。其中４０％逐级上缴，６０％返还企业。
在慈溪，工会会费的收缴一直顺利，其中８５％实际上都被返还给企业，相当于“优惠”了２５％。
正是这２５％的工会会费，为慈溪的打工者建立起了工资保障。去年１０月，市委市政府的６７号文件规定，“在由市总工会原向企业工会回拨的其中２５％的优惠比例中，提取１５％作为应急周转金，５％作为市级统筹，１０％返还到镇（街道）作为应急周转金。”
据测算，这笔返还资金在慈溪每年可达９００万－１０００万，提取三年即可达到３０００万的目标。倘若还有不足，则由各级财政进行补充。
今年４月，慈溪这一模式开始实施，应急周转金第一次有了一笔真正存在银行的资金——此前由财政建立的４３０万元周转金，其实只是各级政府的承诺，一旦发生事件，当地财政马上垫付。
铭日电器厂的工人拿到的工资正是这个账户的第一笔支出。由于工会会费需等到年底才统一返还，目前的周转金空有账户却没有资金。慈溪因此早有约定，出现此类情况则由当地政府先掏腰包。
天元镇政府为此垫付了近十万元钱。按照规定，劳动者工资超过慈溪最低工资标准（当前为６７０元）两倍，按两倍垫付，被拖欠超过３个月的，按３个月垫付。
垫付的资金通常很快就能收回。当地一位官员解释说，“只要企业还有资产，我们就有办法收得回来，除非实在啥也没有了。”
不幸的是，天元镇碰上的刚巧是“啥也没有了”。负责处理这桩案子的镇劳动保障所所长许建军介绍，铭日电器厂被通缉的老板几无任何资产，加上债务缠身，“抓到人也没用，镇上垫的钱只怕是得搭进去”。
镇上官员们看起来却并不在意，这个镇的财政收入尽管在慈溪排名并不高，但每年也有几千万，“十万不过是九牛一毛”。
垫付资金无法收回的情况在慈溪并不多见，几年来周转金累计垫付２４０万元，仅有５万未曾收回，分别由当地财政埋单。
“这个制度既保护了劳动者，又使外来打工者安心，”慈溪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岑华权说，“最重要的是，它还迫使基层政府加强监管，不然就得自己掏腰包。”
倾斜的天平
这样的制度，被一些人称为“迟来的保护”。
“过去不是我们不想保护，实在是保护不过来。”在温州劳动监察部门任职多年的一位人士无奈地解释。
据统计，全国平均每名劳动监察人员需对应１６００户用人单位和１７０００名劳动者。打工者蜂拥而至的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则更为失调。在温州，仅外来劳动力就达三百多万，劳动监察却总共只有１６８人，市监察大队副队长林以枫说，“我们像面对一个大海。”
不仅人数有限，劳动监察的地位也一直弱势。连统一制服都没有的监察人员，有时甚至在执法现场“被当作民工”，以致他们常常不得不“拉上公安壮声势”。
一边是难以监管，另一边却是滞后的法律所导致的违法成本低廉。劳动法制定１４年来从未修改过，对于欠薪企业的最高处罚不过罚款５万。而在香港，法律明文规定，不仅罚款高达３５万港币，而且可判处监禁三年。
为欠薪推波助澜的，是劳动者的弱小。
数千万“除了力气什么也没有”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农民工凭工资欠条可直接向法院起诉”，许多法院也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可证据的缺乏却是一道难以翻越的门槛——他们往往没有合同、没有考勤记录、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劳动的痕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温州市劳动监察大队曾有整整３年无法处罚一例欠薪企业，而只能调停了事。
这样的景况随着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变化而悄悄改变。
自从２００３年四川农妇熊德明大胆向总理温家宝说出欠薪一事，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终于引起前所未有的重视。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农民工更加受到关注。
更为隐蔽而深刻的，则是劳资双方市场力量的变化。
现在慈溪每推出２．５个工作岗位，却只有１个人应聘。４月２８日，正是当地劳动力市场开放的日子，偌大的大厅里却空无一人，只剩电子屏的招聘信息一遍遍兀自滚动。这种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原本弱势的民工突然之间变得“宝贝”起来，有的工厂甚至公开承诺“做满十年送一套房子”。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变化使得“迟来的保护”渐渐变成另一架倾斜的天平。
在慈溪，数位私营业主郁闷地表示，现在轮到工人们不肯签合同以便随时离开或者要加工资了，在那里不停上演着整条生产线工人集体跳槽的故事。
而在温州，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越来越多发生劳资纠纷的小包工头“化装”成民工来举报讨薪，以致监察大队先要“反侦察”，因为小包工头并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有意思的是，无论私营业主，还是小包工头，都向南方周末记者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民工‘宝贝’了，可谁来保护我们？”
老板跑了，员工还能拿到工资吗？
这些日子，浙江慈溪市天元镇铭日电器厂的民工见人就问。几天前，早班工人愕然发现，仅仅时隔半夜，机器设备突然“蒸发”，老板一家无影无踪。
此时，全厂６４名工人今年以来分文未发，共欠工资近１８万元，损失最大的老员工张果——他还是老板的表弟——被拖欠一年零四个月共一万八千多元，“一下就傻了”。
政府很快伸出了手。４月２９日，民工们再次聚集，排队领钱——慈溪市启用政府应急周转金，先垫付部分工资近十万元。按照标准，一些拖欠不超过３个月的几乎拿到全部工资，张果则拿到３１８０元，数钱时他的眼圈红了。
与此同时，工人们的债权转移给当地政府，由后者代为追索。消失的老板已被公安通缉，厂里所剩无几的财产将由法院拍卖。听到这些消息，人群久久不离去，有人站在雨里傻笑，有人挥着拳头说“想砸点什么”。
张果们无疑是幸运的一群——他们不会因被欠薪而食不果腹，不必踏上漫长的讨薪之路，更不致被逼无奈走上杀人或自杀的绝路。到去年年底，浙江省９２个市县的民工们已得到“企业欠薪政府应急周转金”的保护——自２００５年基金开始设立以来，浙江省各地周转金总额已近１．５亿元。
欠薪侵蚀中国经济肌体已久，困扰着整个社会，以致出现堂堂一国总理为农妇讨薪的悲辛故事。谁来保卫工资？在市场规则尚未完善、司法亦非独立力量的转轨时期，谁来捍卫劳动契约的尊严？
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正在尝试求解欠薪难题。尽管制度仍在试验阶段，争议不断，但深受欠薪之伤的打工者与由此深受其苦的城市都得到了些许宽慰。这一制度的坚定主张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形容说，“这是制度保卫工资”。
烧出来的制度
周转金制度在浙江正式出现，源于２００４年年底发生在温州的“１１·２４事件”。
当时，温州鹿城区双屿镇一家工厂经营亏损，发不出工资，老板消失了。年关将近，回家的路费却落了空，上百愤怒的工人聚集起来堵住国道。
人群渐渐躁动，失去理智，烧毁了两辆公安车辆和温州劳动监察大队惟一的一辆车。目睹这一事件的一位老板清楚记得，一辆宝马刚巧经过，司机不知就里对着堵塞的道路按了按喇叭，车辆随即被掀翻。
“温州很少出这么大的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官员回忆，“平息事态压倒一切，最重要的是首先安抚工人。”
若按常规处理，须经工人上法院起诉、法院冻结厂房资产，再判决工厂主支付欠薪等程序。但已到年末，欠薪者消失，司法程序即使按目前“绿色通道”的特殊安排来启动，也需时日，何况当时并无这项安排。更大的障碍还在于，即便法院从速从快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判决，但执行难的现实仍可能让工人们因等待而再次情绪失控。
各种现有制度失灵，必须另觅他途。温州人灵活务实的性格基因发挥了作用，很快，市劳动局就从经费中拿出四十多万元垫付给工人，随后法院马上拍卖工厂里的存货和设备追回这笔钱，并偿付了剩下的工资。前后过程，不过两三天，工人安然回家过年，事件顺利平息。
此时全国都陷在同样的麻烦中。从２００３年总理讨薪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欠薪清理行动，国务院规定到２００６年底限期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工资，并推出九部法律法规保卫工资。
欠薪其实由来已久，成因复杂的这些事件长久地侵蚀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信用准则。“如果劳动合同都得不到遵守，还有什么不可以违背？”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处长陈秀庆说，“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欠薪则是其核心。”
冲突最明显的建筑行业，几乎占当时欠薪事件的９０％。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高达３６６０亿元。为了治理这一痼疾，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筑企业预交押金。
猛药之下建筑业沉疴渐起，但交通、铁路、租赁等其他行业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边清边欠”。倘若都按建筑业的方式，办企业都得交押金，这种闻所未闻的做法显然违反行政许可法，不少城市因此打消这个念头。
但是四处出现的欠薪事件渐渐让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火药桶，暴力冲突不时出现。还有什么方法能消解这种躁动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城市为此焦虑不已。
“１１·２４事件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只要有一笔资金进行周转，就能避免酿成更大的灾难。”上述温州官员说。转头过完年，劳动局便向市政府申请设立这样一笔周转资金，顺利获批。
温州的新制度传到浙江省里，几乎立即就得到高度评价。２００５年，浙江省要求全省各城市财政拨款建立应急周转金，市级５０万元，县级３０万元。
政府之手就这样伸了出来。
用工会会费保护工人
张果们所在的慈溪市按省里的要求建立起了应急周转金。２０个乡镇和街道办各自出资３０万－５０万元，市财政出资１００万，一共４３０万元。
一年后，市政府提出要将周转金扩大到３０００万——市财政出资１０００万，各乡镇出资１００万。
这一要求未及实施，就因为另一桩机缘而改变了来源。
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企业——职工通常是工会会员，每月要按全体员工工资总额的２％向当地工会缴纳会费。其中４０％逐级上缴，６０％返还企业。
在慈溪，工会会费的收缴一直顺利，其中８５％实际上都被返还给企业，相当于“优惠”了２５％。
正是这２５％的工会会费，为慈溪的打工者建立起了工资保障。去年１０月，市委市政府的６７号文件规定，“在由市总工会原向企业工会回拨的其中２５％的优惠比例中，提取１５％作为应急周转金，５％作为市级统筹，１０％返还到镇（街道）作为应急周转金。”
据测算，这笔返还资金在慈溪每年可达９００万－１０００万，提取三年即可达到３０００万的目标。倘若还有不足，则由各级财政进行补充。
今年４月，慈溪这一模式开始实施，应急周转金第一次有了一笔真正存在银行的资金——此前由财政建立的４３０万元周转金，其实只是各级政府的承诺，一旦发生事件，当地财政马上垫付。
铭日电器厂的工人拿到的工资正是这个账户的第一笔支出。由于工会会费需等到年底才统一返还，目前的周转金空有账户却没有资金。慈溪因此早有约定，出现此类情况则由当地政府先掏腰包。
天元镇政府为此垫付了近十万元钱。按照规定，劳动者工资超过慈溪最低工资标准（当前为６７０元）两倍，按两倍垫付，被拖欠超过３个月的，按３个月垫付。
垫付的资金通常很快就能收回。当地一位官员解释说，“只要企业还有资产，我们就有办法收得回来，除非实在啥也没有了。”
不幸的是，天元镇碰上的刚巧是“啥也没有了”。负责处理这桩案子的镇劳动保障所所长许建军介绍，铭日电器厂被通缉的老板几无任何资产，加上债务缠身，“抓到人也没用，镇上垫的钱只怕是得搭进去”。
镇上官员们看起来却并不在意，这个镇的财政收入尽管在慈溪排名并不高，但每年也有几千万，“十万不过是九牛一毛”。
垫付资金无法收回的情况在慈溪并不多见，几年来周转金累计垫付２４０万元，仅有５万未曾收回，分别由当地财政埋单。
“这个制度既保护了劳动者，又使外来打工者安心，”慈溪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岑华权说，“最重要的是，它还迫使基层政府加强监管，不然就得自己掏腰包。”
倾斜的天平
这样的制度，被一些人称为“迟来的保护”。
“过去不是我们不想保护，实在是保护不过来。”在温州劳动监察部门任职多年的一位人士无奈地解释。
据统计，全国平均每名劳动监察人员需对应１６００户用人单位和１７０００名劳动者。打工者蜂拥而至的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则更为失调。在温州，仅外来劳动力就达三百多万，劳动监察却总共只有１６８人，市监察大队副队长林以枫说，“我们像面对一个大海。”
不仅人数有限，劳动监察的地位也一直弱势。连统一制服都没有的监察人员，有时甚至在执法现场“被当作民工”，以致他们常常不得不“拉上公安壮声势”。
一边是难以监管，另一边却是滞后的法律所导致的违法成本低廉。劳动法制定１４年来从未修改过，对于欠薪企业的最高处罚不过罚款５万。而在香港，法律明文规定，不仅罚款高达３５万港币，而且可判处监禁三年。
为欠薪推波助澜的，是劳动者的弱小。
数千万“除了力气什么也没有”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农民工凭工资欠条可直接向法院起诉”，许多法院也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可证据的缺乏却是一道难以翻越的门槛——他们往往没有合同、没有考勤记录、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劳动的痕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温州市劳动监察大队曾有整整３年无法处罚一例欠薪企业，而只能调停了事。
这样的景况随着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变化而悄悄改变。
自从２００３年四川农妇熊德明大胆向总理温家宝说出欠薪一事，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终于引起前所未有的重视。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农民工更加受到关注。
更为隐蔽而深刻的，则是劳资双方市场力量的变化。
现在慈溪每推出２．５个工作岗位，却只有１个人应聘。４月２８日，正是当地劳动力市场开放的日子，偌大的大厅里却空无一人，只剩电子屏的招聘信息一遍遍兀自滚动。这种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原本弱势的民工突然之间变得“宝贝”起来，有的工厂甚至公开承诺“做满十年送一套房子”。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变化使得“迟来的保护”渐渐变成另一架倾斜的天平。
在慈溪，数位私营业主郁闷地表示，现在轮到工人们不肯签合同以便随时离开或者要加工资了，在那里不停上演着整条生产线工人集体跳槽的故事。
而在温州，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越来越多发生劳资纠纷的小包工头“化装”成民工来举报讨薪，以致监察大队先要“反侦察”，因为小包工头并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有意思的是，无论私营业主，还是小包工头，都向南方周末记者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民工‘宝贝’了，可谁来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