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再探讨

2020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察机关适用率达到86.8%。 （ICphoto/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考出了新成绩。2020年，这一制度的检察机关适用率达到86.8%，量刑建议采纳率已增长到94.9%。

2021年1月11日闭幕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披露了上述数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开始在京津沪等18个城市试点，2018年被写进刑事诉讼法，在支持者看来，“认罪认罚”节约了司法资源，实现繁简分流，且在对抗型控辩关系之外又增加了协商型。

效率提升了，公正如何更有保障？一些学者与律师难掩担心。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刑辩十人”论坛上，数名律师轮番对实践痛点“吐槽”，有的“认罪认罚”被单方面撤回，有的不被允许做无罪辩护。在论坛现场的最高检、最高法人士坦言“如坐针毡”“像过山车一样”。

“尽管顶层设计时对制度所涉及的问题有过仔细考量，反复权衡，但是目前制度适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是始料不及的。”参与制度设计的一名最高法法官表示。

2020年10月15日，就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他也指出，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包括制度适用不平衡、该抗不抗、不该抗而抗、不同检察官对量刑标准把握和理解不同等。

张军表示，今后要狠抓准确规范适用，不断提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质量与效果，“坚持依法该用尽用”。

“被催促”

重庆是18个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城市之一。该市九龙坡区是城乡接合部，历来刑案高发。

九龙坡区检察院检察官张永说，2020年，她一共办理案件八十多件，认罪认罚适用率超过80%，“若不是疫情影响，正常年份，经我办理的案件在150件左右。”

张永对2020年经手的案件进行了分类。她发现，危险驾驶、贩毒类的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比较高；涉嫌经济犯罪类的案件，只要对罪名有异议的，当事人一般很少认罚；而职务犯罪类案件，适用率也不高。

通俗来说，如果某起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须签署具结书，而在场见证并在具结书上签字的，应当是其辩护人，没有辩护人的，也可以是值班律师。

但现实情况是，在有的地区，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度并不深。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背后，除了值班律师人数少、没精力详细阅卷等原因之外，与部分检察院“案多人少”也有关系。

蒲世玉（化名）是四川一家检察院的员额检察官。他所在的检察院，一周通知值班律师到场做认罪认罚手续的，只有两个半天时间。而每次可能有十多个案件要集中处理，其实没有时间去充分协商。

用他的话来说，对当事人特别是律师而言，基本都是在一种“被动”和“被催促”的情况下完成的。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个检察院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