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战”

相较于此前牵头药品谈判的原卫计委和人社部,医保局既有“财权”又有“事权”,“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做(降价)这件事”。

2018年医保局一经落地,就使用了“降价”和“控费”两大武器来控制医保资金的消耗。“降价”就是指药品的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截止到2020年12月底,医保局已完成三轮医保谈判。

即便谈判成功,药品是否能够顺利被医院采购、进入患者手里,仍有“最后一公里”要走。

(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14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张玥 助理编辑 温翠玲

国家药品谈判已历五轮,2020年底结束的这一轮范围最大、影响最广。 (视觉中国/图)

覆盖13.6亿人,中国已经织就了全球最大的一张基本医疗保障网。

2021年1月1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95%以上,基本医保基金收入2.4万亿元,支出2.1万亿元。累计结存3万亿元。

在这张网内,国家医保局也始终在做全民收益与支出的平衡。2020年12月28日,由医保局主导的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下称“医保谈判”)尘埃落定,参与谈判的162种药品中119种谈判成功,谈判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50.64%,预计为2021年药品支出减负280亿元。

一款药想要进入医院,最通畅的路是进入医保目录,而想要进入医保目录,药企参与医保谈判是必经之路。

这是一场怎样的谈判?

押中“信封价”

2020年12月28日结果公布当天,夏瑶松了一口气,转发了最新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名单,感叹自己近半年来的工作有了成果。

夏瑶是一家外资药企的医保谈判代表。2020年8月17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谈判文件,她开始一门心思扑在这件事上,进入医保,对她们创新药未来的可及性至关重要,“从准备到谈判花了四五个月。”

与以往不同,2020年采用的是企业申报制而非专家遴选,申报材料尤为重要。企业首先要定性自己的产品,“是‘me-better、too,还是创新药”,即比现有药好一点、跟现有药差不多,还是独家专利的新药。“每个可能性对应一个价格区间”,对应不同的砍价幅度。

2020年11月,夏瑶提交了材料,包括药物基本信息、临床研究、疾病综述、价格比较、药物经济学报告和预算影响分析报告。她也准备了两套价格方案,一个是理想价,一个是地板价,一旦触及后者,企业就不得不评估是否仍要进入医保了。

企业上交资料后,国家医保局要组织临床、药物经济学、基因测算等方面的专家分别计算,综合形成医保方底价,也就是药企谈判者们所说的“信封价”。

“我们最头大、最痛苦的一件事,是药企提供的材料中,能够让我们药品专家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在公布结果的医保局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说。他也是此轮谈判的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组长。

谈判从2020年12月开始,分为两轮。第一轮面对面沟通,企业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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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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