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　都是无法停止的事情 | 2020魅力人物

张颂文可以满足我们对理想职业演员的想象，敏于观察，善于思考，保持着极强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将此带入角色，复又借角色传达出来。他与芸芸众生交游，也为行业的后辈指点迷津，如持灯者，希望在当下社会中找到一些这份职业的尊严和严肃性

母亲

演员张颂文坐在酒店餐厅靠内侧的一个座位上，黄色皮夹克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我们在酒店餐厅吃饭。冬天，他到杭州参加一档表演类综艺节目的录制，接着又要赶去拍戏。近三四年他塑造的角色常常被提起来——《西小河的夏天》中古板严肃的教导主任顾建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自卑谄媚的唐主任，《隐秘的角落》中徘徊于新旧两个家庭之间的水产场小老板朱永平，甚至是15年前流行于广东地区的《乘龙怪婿》中爱贪小便宜的贾发老爷。

《隐秘的角落》

被人讨论得多了，外界的审视也多，但他努力保持职业演员的方式，尽量拒绝采访，减少曝光，总觉得职业演员和观众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否则，容易分散琢磨角色的心思。终于见面，结果又因为节目组临时通知录制而显得匆忙，采访便挪到餐厅挪到房间又挪到化妆室，但他总是认真回答、剖白，讲到父亲的叮嘱，讲到对母亲、朋友的想念，也讲到作为演员的脆弱、恐惧。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哪些地方是你拍过戏还想再回去的，我脱口而出说绍兴。”他刚坐下便开始讲，“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走在那里很有感觉。它也有特殊意义，那是我（上一位）经纪人跟我工作的最后一个地点，我们在西小河边上合过影。”

“后来他去世了。”

经纪人忽然离世前两天给张颂文发过一条消息，最后一条消息，说的是按某个穴位可以让血压下降，“因为他觉得我心脏不好。没想到他就死于心脏病。”那之后整整一年半时间里，张颂文没有去拍戏，只是待在家里。他心情糟糕，经纪人在他家住了七八年，又是在家里去世，他总觉得看哪儿都有关于对方的回忆。

他租住的房子位于北京顺义，北六环外的村庄里，到了冬天格外荒凉，树都落光了叶子，起风的时候院子里风铃会响，每经历一位亲友离世，他就在院子里系一只风铃。

“但是这样的话待在家里情绪会更......”

“我任由它，我任由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调整过来，经常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起共同经历的事。它来了就来了。”他继而讲到了母亲，“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3岁。很奇怪，我对我母亲的想念，恰巧不是在少年时代，而是在现在。”

是从三年前开始的。三年前张颂文42岁，他开始愈发想念母亲。他知道原因，那正好是母亲去世的年纪，“我现在已经比她去世的时候还大了。我常常想念她，而且很努力地去想。”可是记忆变得模糊了，模糊到总是没有具体事情的起因经过结尾，只有一个画面，甚至有一天想到她的时候只剩下轮廓了。

“我怎么会忘了我母亲的模样。”他去翻了一些老照片，觉得也许是以前太忙于生计，没能太多想起她。为了求证一些关于母亲的记忆，他还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母亲那边亲戚的孩子们都拉进群里。他的表姐说，“张颂文，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你跟姑姑——‘他们叫我妈妈姑姑’——你们回来过年的时候，你说要吃什么油炸糍粑，那个季节做不出来，姑姑就让我们上山去给你找（材料），姑姑和我妈一起做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做出来的糍粑特别黏，粘在锅里焦了。”

这样的事情他全都忘了，大家一讲，才又都活过来。随之而来的任何情绪他都不去回避，一来觉得是作为成年人该有的不逃避，二来自己是演员，“人们可以自然屏蔽一些不想回忆的事情，但做演员好像是不可以这样的。”表演的时候就去调动那些情绪，“只要（观众）能解读到我的表演是真实的、真诚的，我认为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能够接纳你的，不会去唾弃你。但一旦他们解读到你的表演是虚伪的、虚假的、不走心的、玩弄技巧型的，观众其实很反感的。演员最可贵的地方不就是这点东西了吗？”

图/陈劲

演员

张颂文是25岁决定学表演的。虽然许多报道中描述了他在某个下午忽然决定去北京，买了机票（怕自己第二天醒来后后悔），辞去干得不错的工作（导游的工作做了五年，成为了公司优秀员工，月薪过万），一夜之间卖掉家当（三万块钱的家具以一千块的价格转给了新同事）。但他认为这是自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决定学表演之前，张颂文做过印刷厂工人、饮料销售员、酒店服务员、导游等等，他不停问自己那些是不是自己热爱的。

“好像都不是。”

可是张颂文在演戏这件事情上“遇到的悲观其实远远大于在任何行业里”，“很不妙的。学完以后呈现出来的，毕业以后的那几年都很糟糕，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告诉我这条路很难走得通。”上学时因为浓重的广东口音被嘲笑，他每天晚上到操场角落里念报练发音；毕业后又因为身形外貌被否定，2003年他面试过三百多个剧组，两年里被拒绝五六百次。他每个月有1900元收入，但需要支付2500元房租，不得不借钱，每天也只好到了傍晚才去买菜，因为晚一些市场的菜会论堆卖。他时常想起过去母亲买菜时会拿个小账本记账，“没那么宽松的钱嘛。”还有，千万不要生病，生病的时候会特别想家。

“我在很多次的深夜试图想过要不要先回老家，不在北京租房子了，先回去做点什么，把生活费用解决了再说。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鬼使神差第二天就会接到电话，‘张颂文，这有个剧组你过来见一见好吧’，我就冲过去了。”

有一年他住在北五环外的西三旗，一天中午有位副导演给他发消息，说下午3点左右会有导演到剧组，可以见面。他赶紧做午饭吃，见面地点在解放军博物馆附近的宾馆，路程将近一个半小时。不一会儿副导演又发消息说见面时间改到1点，他便立马出门坐地铁，转了几趟车，又接到电话，“导演都要走了，你怎么还没到。”

原本下了地铁准备打车的他索性一出地铁站撒腿就跑。大夏天跑了两公里到宾馆一楼，正好看到导演下电梯出来。可是他跑得气都喘不上来，何况说话。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他站在那里一边大口呼吸平复喘息，一边看着导演从他面前走过。“副导演给我打电话：他妈的导演走了你还不来，明天再说。我说好的，抱歉，今天有事情。其实没有，人都已经到了。只是觉得那个场合去见导演，见了也白见，不是我的演员状态。所以第二天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今天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你做好准备，我叫你你就赶紧到。我都懒得告诉他了，早上8点我已经在（宾馆）底下等着，今天我就从早上8点等到晚上，任何时间你问我在哪，我就告诉你，我刚好在宾馆附近。”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意图没那么伟大的。当时意图就是我很渴望得到这个机会。那今天回忆起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应该是热爱，不热爱我应该支撑不下去做这件事情，是吧？”张颂文讲，好像在自我确认，又重复一遍，“应该是热爱的。”

又讲到还有一次凌晨三四点在家和人讲电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说出一句口音很浓的话，他想为什么会突然跳出这一句，是不是太久没练习，于是拿出了台词校本开始练，“练的过程中我就想，会不会那些行的演员都是每天在练，只是人家不会告诉你，只有我是不行才练。我没有办法去求证每个演员他成功用了什么方法，我只能说我可能还是不够热爱。”后来编剧史航邀请他到鼓楼西剧场参加一场朗读会，他念了申赋渔《一个一个人》中的一篇，史航听完说，（他）像明天就能演这个书中的角色。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颂文以担任表演指导为生，也因此有许多学生，他看着一个女孩从最开始踌躇满志到步入30岁仍接不到太多戏，需要家里接济，但他不会说“为什么还要做演员”这样的话，因为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觉得苦，这很奇怪的。我觉得身边那样的人很多，我去跑组的时候被拒绝，又不是拒绝我一个人，那天是几千人被拒绝。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不觉得难过？你就是芸芸众生的其中一个。”他接受这一切，甚至到现在出演的电视剧大火，也还不太相信有很多人关注他，有时候觉得夸他好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拼命扮演各种人夸我，来制造出我很有流量的感觉。”

“我很希望那些死扛的人有一天都能够，等到花开结果。”张颂文讲，“我不是太相信上天是公平的。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就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所有的勤奋都没有得到回报。而我只用了20年就得到了回报，我就觉得很幸运。”

网剧《唐人街探案》

秘密

午饭结束，张颂文拿起椅背上的黄色皮夹克，一行人回房间稍作休息后再去隔壁大楼参与录制。

这次节目前他给父亲发消息，说要来当表演指导。父亲问，那是做什么的？他回，演员上台表演完以后，我们作为老师点评他，然后给些建议。父亲给他回了很长一条，他拿出手机念道：“做评委的工作非常不容易，需要丰富的工作经历，指出问题，要说到点上，从我们观众的角度来看演员，理解演技，你是什么角色，就要像什么角色，哪怕只有一个小角色镜头，你都有权利把他演得惟妙惟肖。平时，点评同事要肯定别人好的一面，也要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

很多时候，张颂文似乎就是以父亲那些叮嘱为准则行事的。父亲对他影响很大，母亲去世后，他们变得更“相敬如宾，大家都觉得彼此成了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亲人”。

2019年，厦门，张颂文要在金鸡百花电影节教育论坛上做一场20分钟的演讲，给他的题目是“怎么做这个时代需要的演员”，可是，直到上台的前一刻他也没想好要讲什么。

演讲前他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出差外地报平安，父亲回他：“好的，好好工作，和同事搞好团结。”在日常的交流中，军人出身的父亲二十年如一日地这样跟他说。

实际上父亲并不知道他这些年究竟演了哪些戏，做了哪些事。前段时间张颂文问他看《隐秘的角落》了吗？父亲说，在哪个台？答曰，爱奇艺。父亲在电视上找了很久，又问，“爱奇艺在哪个台？张颂文你什么时候上中央一套啊？”

他想父亲和他的邻居们一样，至今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住的村子一到晚上9点“好像都睡着了”，大概也不会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但偶尔还是有消息传到父亲那里，问他，你为什么要捡烂菜叶？“我说我没捡过烂菜叶吃。我爸说人家说你拍完《隐秘的角落》，还是要去捡烂菜叶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把我前几年的各种新闻拼凑在一起。我爸说那你为什么要捡烂菜叶吃。我说我没捡过。”他不知道如何解释，哭笑不得。

演讲前父亲给他的那句回复，平日他并不在意，那天他忽然仔细地看了每一个字，上台便讲：“我不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演员，我只知道好好工作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想跟诸位谈一谈，一个演员如何好好工作。”一口气就讲完了20分钟。

“我希望我真正对一个团体有益处，能帮到别人，希望我的出现能对一个综艺起到微小的作用，希望我演出的电影电视剧能给别人带来一点点思考。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高看这个职业，可能这个时代需要这个职业是用来娱乐的，而我却总是很希望在娱乐的社会里面找到一点点它的严肃性。”张颂文说。

最近的两年，他还参加了两档表演类综艺，《演技派》与《我就是演员3》，两次他都向节目组提出不想探讨任何和表演无关的东西，“只想探讨表演”，“两次的制作人都同意了，他们可能也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无趣的人，觉得那你就认认真真聊表演就好了。他们也说我们很多观众很喜欢认认真真地聊表演的。他们答应了我就参加。所以这两次节目里，我抛出了很多对表演上的一些认知、审美，我觉得有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是会看见的，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我都很开心的。”

时间差不多了，他要出发去录制节目，于是起身换一件外套，从沙发这边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说：“你看到刚才那件黄色皮夹克了吗？那是我经纪人的衣服。每次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或荣耀的时刻，我就会穿我爸或者我经纪人的衣服。”

忽然狡黠地笑了一下：“这是秘密。”

他穿着这件皮夹克出席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首映，录制过他的第一档视频类课程节目《光影中的演技派》。

“还有第一期节目里穿的那件黄衣服。”他走出房间走到电梯口，“是我爸买给我的。我爸老觉得我穿的衣服不好，上次回韶关的时候他说他买了件衣服但穿着不合适，就给我穿，我一穿，正好是我的码。”电梯来了，我们一起走进电梯，他继续讲着，“你知道父子之间好像不会那样直接去表达，很奇怪。”下到一楼出电梯，他指着身上那件白色外套，120块，里面的黑色衬衫，80块；再里面打底的白衫，12块，在淘宝买了10件。他一边说一边哈哈笑起来。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柿子树

走出酒店，风从湖面一阵阵吹过来，我说顺义已经很冷了吧。张颂文说是，潮白河已经结冰了。然后翻

出手机里的照片，展示河面的冰纹、岸边的寂寥的植物，他喜欢把季节带来的变化记录下来。

有一回朋友告诉他，立春那天放一根鹅毛在地上，到下午4点36分，鹅毛就会飘起来。他找了一根鹅毛放在地上——“我这个人就是对一切事情都很好奇的”——果真飘了起来。到了惊蛰，他就去看树缝里爬出来的小甲虫。到了霜降，早上5点多他起来盯着菜地慢慢泛起一层白色，那天之后每天早上都能看到霜。“我就觉得很神奇，四季是有变化的，我就很想去观察四季变化到底是什么呢？”

他种菜，种花，几百盆植物长在家里，植物使人愉悦。有一年要回家过年，为了解决植物浇水的问题，买了五个大桶，两三百根线，桶里打上水后放在比花高一点的地方，拿一根毛线从桶里延伸到泥里去，回来后一点事也没有，他就管这叫自动浇花器。

院子里有棵柿子树，摘下来的柿子要在窗台上放几天才会变软，变甜。窗台光照充足，窄，柿子挨挨挤挤摆成一条直线，很是喜人。往年能有三百个，今年柿子不多，只收获二十多个。张颂文想可能是浇水施肥不够，不过也听到另一种说法：柿子树就是一年多一年少的。

“很多人老问我说这跟表演有什么关系？我说其实我没想那么远，是我的爱好。只是在观察四季变化和观察大自然很多景和植物的过程中，让我更相信世间是有规律的，我越相信规律，我就越相信逻辑。”他知道种子入土十多天后才会发芽，再十多天长苗，当然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发芽，“而且当我愿意这样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规律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对事情也变得没那么沮丧了。”

“刚才我吃饭的时候跟你说过一句话，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世间最无奈的事情就是努力也未必会成功的，努力只是用来安抚自己，我尽了人事了，事事努力尽人事，剩余的听天命。”他有太多理由可以为此作证，植物如此，母亲的病如此，职业演员生涯如此。“我曾经说我可能慢慢地变成一个成年人了，我觉得成年人有三个标志，第一是能不能接纳不可能改变的事，第二是能不能用你的能力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第三是最难做到的——你如何分辨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我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分辨的。所以就是回到那句话：尽人事，听天命。”

慢慢就又讲到了表演，讲到有一回他饰演一个太监角色，很小的配角，在拍摄现场前辈王庆祥问他人物逻辑，你为什么进宫呢？他便答道，家里穷嘛。又问他，入宫就不能生孩子了喔？不想着传宗接代啊？他答不上来。“演一个角色你自己不问自己让别人替你问的时候你脸都红知道吗？而且会觉得很羞耻。所以现在我演角色一般问不倒我，我都勾勒到这个人物三岁那年他妈妈怎么打他了，你还能问倒我？”

拍摄《隐秘的角落》时，导演辛爽便觉得他理想的职业演员的样子就是张颂文的样子。他讲到张颂文在拍摄现场除了拍戏就待在监视器后面，和他聊天，有一回拿出手机给他看照片，里面有许多张颂文在剧中角色的女儿的照片，有的写着“宝贝生日快乐”，有的写着“女儿第一次游泳”“女儿第一次上学”。到后来剧组有人问张颂文，这个是不是真的你女儿演的？

“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有点笨拙了。我必须要用这个方法催眠自己，相信我的女儿真的在戏里面去世了。我可能也不是一个好演员，不知道别的演员怎么去建立情绪的代入，但这个就是我的方法，而我认为它是真实的。”逻辑便来自此处。虽然这种笨拙曾给他带来过许多麻烦，第一次演电影时煞费心思给角色设计从裤袋里拿出手枪的动作，却因为手枪卡住而闹笑话；出演一桌聚餐的背景人物，设定了许多气氛和前提，喧宾夺主，被导演赶出拍摄现场。

但他保持着这种笨拙。每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拍戏，张颂文都会找时间去坐公交车、走路，说到绍兴，那是小河边种满柳树，酒店早餐的十二道炒菜；说到上海和南京，是梧桐；说到杭州，是日本枫树嫁接到本地枫树，一到秋天树叶都会变成红色。“不能到一个城市拍戏（却）跟这个城市毫无关系。”

不拍戏的时候呢，他也去地铁站、火车站看人群，到菜市场逛一逛，与芸芸众生交游。也看画，看展，琢磨某一幅画里每个人的表情和内心。

“我希望我的表演里具备塑造能力，能演出让人津津乐道的经久流传的经典角色。但我又在跟自己说，演员太渺小了，人有多复杂，而一生当中能量有限，如果到我死那天能留下10个经典角色，我都会敬佩自己很伟大了。”

我死那天能留下10个经典角色，我都会敬佩自己很伟大了。”

20年

2020年，因为疫情，张颂文上半年几乎就待在家里，屋子周围是耕地与农作物。他也喜欢农作物，作物的丰收意味着富足，富足带来安全感，他喜欢安全感。那时影院迟迟不开，复工未见消息，有时候黄昏站在田野里，他会沮丧地想：也许这个时代并不需要演员了。

上一次有这样的担忧是《双子杀手》上映时，他看到CG技术创造出一个返老还童的威尔·史密斯，与人类演员一同出现在大银幕上，害怕演员将在技术冲击下被淘汰，“如果人家不再需要了，那就意味着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工作要转型。我愿意接受这一切，只是觉得很可惜。你热爱的一个事情，不能再从事了，那是很悲伤的。”

他感念刚入行时的拍摄氛围，每次拍完戏大家都凑在监视器后面看，那时候监视器只有10寸，他还只能隔着三四米人群看，好处是，不懂的地方立马抓前辈问，“如果你敢在现场拿手机玩，或者在那里聊天，不三不四的，他们会骂人的。这种法则——多观摩，多学习，沉醉在你的角色创作中，少做无关的事情——是我们当年得到的传承。”

《隐秘的角落》拍完，他忽然发现似乎回到了原先那种氛围，他、秦昊和王景春三位演员和其他三位小演员自发形成了一对一的指导模式，“所以我从来都觉得不要去埋怨那些流量、鲜肉，我只埋怨有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就缺乏同行沟通。”他始终觉得，他作为演员对于演技这门手艺活能否传给更年轻一代演员是负有责任的。

采访当天节目录制的部分是看学员们训练，做些指导。张颂文说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几个目标，坚定地满怀期待地讲：“（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队伍里来。”节目录制场地不允许团队的任何人进入，我们便与他告别，目送着他走出化妆室。

如今张颂文的生活有了一些起色，可供挑选的剧本多了一些，有了一些名气。顺义住处附近的集市还是常去，有时候坐在摊主的椅子上和大家聊天，有时候帮着一起卖菜。他喜欢和一个卖菜的摊主多聊几句，因为对方和他父亲一样是军人。在系列短纪录片《我和另一个我》中，他穿着一件军绿色棉大衣去那里，说，“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摇摇晃晃走到了一个位置，可能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想象他在年轻18岁当兵的时候可能也在跟别人畅想，将来我怎么样、将来我怎么样……他怎么知道自己卖菜一卖就卖了20年。”

张颂文演戏20年，他观察生活，接纳一切感受，即使那是痛苦的；相信角色的存在，并且努力成为他们，为此改变自己的体形、控制饮食睡眠、假想一个人的一生。他经历了自身的困顿、妥协、成熟和离别，也随之积攒了温和、善意和敦厚，顺承了父亲作为军人身上那种想为集体做些什么的意愿。

临走前，最后问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其实答案完全可以让听者从之前许多的叙述中去寻找，但他仍认真地思考起来，眉头皱了起来，眼珠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复又舒展开：我很容易听一首歌听到自己泪流满面，我就知道我应该是敏感的；我也很容易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画面听到一首歌就想起一个人，所以我也知道我应该是念旧的；喜欢用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跟大家一样有很多的困难但没有回避过它们，所以我就认为我是个积极的人。简单讲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很普通，没有任何特殊性，普通到像你认识的表哥、堂哥，甚至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