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蜗牛",但一心前行

　　部分人由此失望进而忧心整个中国的法治前途。“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不过，如果我们细细思量紧随邱兴华之死而至的大事件———死刑复核权收回，也许会感觉到，历史的进程并不因邱案的结局而低迷或停顿。

　　这不仅在于2007年新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将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生杀予夺不再仅仅取决于省级高院，国民的生命权尤其是平民的生命权从此多了一份保障；还在于收回死刑核准权的27年漫漫历程，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心怀希望的明证，是照亮这个国家法治未来的一盏明灯。

　　1980年因“严打”之需，依法本应由最高法院行使的死刑核准权被部分下放至各省级高院。但是，从下放第一天起，就遭遇或明或暗的质疑。直到 2002年陕西爆出轰动全国的董伟“枪下留人”案，吁请收回复核权的呼声才第一次从学界话语扩展为社会公共话题。遗憾的是，尽管有舆论的鼓吹，当年董伟的命依然没能保下，对法治的失望情绪亦曾蔓延一时。

　　好在有识之士从未气馁，此后的历年全国“两会”，收回之请均被代表、委员郑重提出。媒体亦不忘职责所系，屡屡为收回鼓与呼，2005年河北爆出的聂树斌“冤杀”案，再一次将收回问题逼上风口浪尖。渐渐地，及早收回终成共识，并被朝野上下视为司法领域、人权领域的头等大事。后经司法体系紧锣密鼓筹备，在2007年第一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为之奋斗、期盼许久的收回。

　　如果继续放眼过往岁月，让我们心怀希望的例证又何止这一例。

　　曾几何时，收容遣送被普遍视为维护城市治安、社会秩序的良策，实施数十年而不觉有异；及至上世纪末，始有媒体揭露此一制度的恶，但终难有大动。直至2003年孙志刚之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才在上下策应中轰然倒塌。

　　曾几何时，刑讯逼供被一些地方视为破案的常规手段，杜培武等冤假错案虽屡遭披露仍不能根治这一顽症，直至2005年爆出佘祥林特大冤案，全国公检法系统终于祭出雷霆手段，“不打如何肯招”的历史传统方才渐渐消解。

　　曾几何时，为“坏人”出庭辩护还被视为丧失政治立场；写县领导的“反诗”还被视为诽谤罪；私产还不能与国有财产同等保护；结婚、离婚必须经单位同意；在校大学生还不得结婚……现如今，所有这些都被一一革除。

　　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如今，“人权”在中国成了一个伟大的名词，且于2004年3月14日被写入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诚如中国领导人早就宣示过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但维护根本人权不只是政府的任务。要确立生命为社会的最高价值，需要每个人的关注，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以个案为发力点，逢疑必争，点滴地推进人权进步，方为正道。这是我们关注邱兴华案的终极因素。为生命权利打造万里长城 ——这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事，而最重要的事必然是最艰难的事，需要信心，需要耐心，尤其需要坚忍。

　　新年回望，是为了让过去照亮未来。甘地说过，“善，总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局限于一事的碰壁，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不进反退；可放眼未来，这次的碰壁其实正是“善”前行的轨迹，多次的碰壁必能累积成一个善果。

　　具体到邱兴华鉴定问题，也许我们该怪这一问题来得太突然，社会方方面面都未做好应对的准备。一味“杀人偿命”的社会情绪，实体优于程序的司法传统，“从重从快”的司法惯性，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高度垄断，全社会对精神卫生的忽视，无罪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制的匮乏，等等，都共同促成了如今的邱案结局。不过，邱兴华案终将成为一个有益的铺路石，本案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都会成为亡羊补牢的契机。

　　但是，回望过去，也绝非要播撒廉价的希望。恩格斯曾有论断，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力量所期望的方向，而是多种冲突力量形成的历史合力方向。人权事业的进步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