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县官”大轮训

大轮训能否解决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　CFP／图

　　本月底，中国将完成自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官员培训，这一培训针对5000多名“县官”。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区划。千百年流传着一条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郡县治，天下安”。

　　在当下，县域所辖的占国土面积70％、人口70％的农村已成为国家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决策层直接“抓住”基层官员，极具看点。

　　此外，对“县官”的培训将成为常态，每5年轮训一遍。

　　从去年4月开始，全国5300多名“县官”———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政委、团长等同级官员———分批在中共5所党校接受为期十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

　　他们中有许多人头一次走进国家级干部院校。

　　县级干部，这个中国政治序列中相对基层的群体，再一次集体感受到中央的直接关注。

　　这个群体上一次聚集则发生在35年前那次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有关评论认为，此次培训已有新的历史背景，希望缓解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的“肠梗阻”问题，并有望缓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

　　决策背景及过程

　　这是一次最高领导人亲自提出的培训。

　　2006年春节，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延安干部学院时，针对当时已决定开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新农村建设”培训班说，“只到省部这一级还不够，说到底要落实到县一级，因为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线指挥员”。

　　面对频频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胡锦涛说。

　　与此同时，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以及出现的重重问题，也使得它越来越受到高层关注。

　　当时，内需已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引擎，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广阔农村自是重中之重。在省部级干部的培训中，总理温家宝阐释，“这步棋走好了，整盘棋就走活了。”

　　如何让中央政策最直接的实施者听从号令？如何让“一线指挥员”准确理解“总指挥”的意图？

　　培训，让他们直接听到决策层的声音，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

　　2006年初，中组部在摸底调查之后，与中农办、农业部和中央党校等干部院校建立专题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订了详细的培训方案，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亲自审批。

　　4月，44人组成的讲师团在北京集中备课。讲师中既有政府高层官员，也有专家学者，以及干部院校教师。不久，根据试班情况，原定的7天培训时间被延长到10天。

　　5月，“县官”们陆续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中国浦东、延安、井冈山干部学院，开始了十天“寒窗”，而中组部每期都派出联络员全程跟班上课。

　　“第一课：重温忠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重新立下誓言，这是”县官“们上的第一课。

　　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庄严肃穆。在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的“县官”，来到“一大”会议会址宣誓。

　　“在‘一大’会址前宣誓是第一次。”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委书记刘旭宾说。

　　西装革履的“县官”们仿佛回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许多人异常虔诚，认真抄录先烈们书信中的语句。不过，也有两三个人悄悄离开“队伍”，去了一墙之外的上海著名繁华胜地“新天地”。这样的忠诚教育，在其他学校则被就近分别换作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胜地。

　　“中国的天，某种意义上是被这群人所撑着，”一位县委书记说，“他们忠诚与否，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这次大轮训，同时是对县级干部的一次重新锤炼。到达学校的第一天，每个“县官”都会接到一纸通知，载明诸多注意事项，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得带秘书或家属。

　　在浦东干部学院，学校明文规定学员之间不得互相用公款请吃请喝，每晚11点前必须回到宿舍———“县官”们所使用的门卡能自动记录开门时间。

　　整个培训，干部学院的带班老师们就像一群幼儿园阿姨，事无巨细地看管着这群“县官”。

　　知情者介绍，“县官”中有人感冒了，有人笔坏了，有人不会用U盘，老师们都会精心照顾，甚至有县委书记会把不小心受伤的手指伸到他们面前。

　　当迟到的人被提醒，请假条被退回，上着课溜出去打电话或抽烟的人被一个个“请”回教室，最初显得有些懒散的课堂很快变得安静而有秩序。

　　一位县长感慨，“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认真的培训，看来国家院校还是有国家级的权威。”

　　后来的培训中，有人写学习总结到凌晨两点，有人记了大半本笔记，也有人看完了大半本《感受印度》。

　　统一基层官员思想

　　“说实话，以前以为新农村建设只是喊喊口号，”一位县委书记说，“来培训后才知道中央原来有完整部署。”

　　事实上，这样的反差正折射出一个现实，官员们不能有效理解并执行决策层的意图，一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培训的一个内容即是让“县官”们知道“形势严峻”。一场关于耕地保护线的争论，让100多名“县官”都坐直了身子“支起耳朵”。

　　中国耕地以年均500万亩的速度流失，而需新增的用地难以胜数。在各个部门之间，围绕划定耕地保护红线的争论一度紧张。

　　为“县官”们讲课的农业部巡视员，讲述了当时部分机构对“划定耕地保护线”的反对理由：按人均来算，倘若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光机场就得新建250个，更不用说铁路、高速公路这些不可避免的用地了。

　　“每个地方都说要土地上项目，可是你们知道土地这么紧张吗？”巡视员问“县官”们。培训者意图很明显，即告诉“县官”们：耕地危机真实地存在。

　　这是专题讲座中的一幕。十天培训中，重在介绍宏观情况和国内外经验教训的讲座被分为5个主题：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外案例。

　　除了专题讲座，培训还分视频讲话、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小组讨论4个部分。

　　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从中央的角度，讲述为什么要建设新农村、怎样建、建成怎样的新农村等宏观问题。

　　系统培训让“县官”们得以了解全局，而数百同仁的集聚，则让他们多了一个知道别人在干什么的机会。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不同地区的相互比较，让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了自己。

　　当甘肃的县委书记发牢骚说西部大开发并不实惠时，一位县域与西部交界的中部县委书记一脸羡慕地反驳，“你们修一公里路国家补助20万，我们只有一半！”

　　而当前者听说后者去年县财政拿出2000万建设新农村时，惊讶得两眼瞪得溜圆：“兰州一个市去年拿出1000万，我们还觉得破天荒呢！”

　　看来除了思想得到统一，培训更是“鼓了天下之气”。

　　在小组讨论会上，“县官”们形容自己过去常常是“风箱里的老鼠”，既不受民众欢迎也不被上级信任——有人念了这样一首民谣：“中央是亲人，省里是恩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镇干部是恶人。”

　　而现在，许多“县官”们都坦言，这次培训让他们重新知道自己还“被中央记得”，也才真正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

　　“县官”有话说，汇集中组部

　　“我们听到了中央的声音，中央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七八双眼睛互相询问，无声地寻找着答案。这是一次县委书记小组讨论会上的场景。

　　“我们不仅想听中央告诉我们建设怎样的新农村，也想告诉中央建设中有哪些问题，”一位来自中部的县长说，“中央提出的战略得了民心，可实际问题却要基层解决，结果从上到下却都以为是基层念歪了经。”

　　“中央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这是民间对基层官员的描述，而这些基层官员也有话说。

　　3次小组讨论提供了说话的机会，几乎每个人的发言都会引起共鸣，父母官们共同描绘了县乡之困：信访是一个“县官”们头疼的大问题。由于《信访条例》并没有区分正当上访和无理取闹，也没有制定非正当上访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考核官员时常常会计算上访人数多少。有的老百姓便以上访威胁“县官”，或者是在官员们去北京领人时要求“坐飞机回家”，以致“县官”们中间流行起一句话：“不被上面吓死，就是被下面折腾死。”

　　基层政府的“残废”也令“县官”觉得处处掣肘。越来越多的部门垂直管理，而大量的新农村建设资金是通过“条条”逐级下拨，“块块”却无法统筹使用。

　　现有财税制度遭到普遍诟病。主要税种中80％左右的收入被逐级上缴，而转移支付又是一条并不透明的渠道，为了跑资金，“县官”们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土地则是更为现实的制约因素。如果说过去财政的困窘往往能靠出让土地来缓解，那么现在这条路已经在宏观调控中被国家一纸不得占地的命令堵上了。

　　如此一来，一边是政府没有收入，一边是项目无法落地，工业无法发展。即便是在明白了土地之紧张后，“县官”们依然不得不继续质疑这种“一刀切”———“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否合理。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央说要建设新农村，地方却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江苏一位县委书记说，“这不是拿小农经济的思维来建设新农村吗？”

　　这些尖锐的提问都被记录下来做成简报，上报中组部。加上培训之前各“县官”必须上交当地新农村建设状况与思考的书面材料，以及培训期间各学院都作了一些关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意见之类的问卷调查，所有这些材料都将由中组部汇集写成报告上呈中央领导。

　　“汇集这些材料，”中组部一位官员说，“可以形成一个全景式的关于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

　　据悉，高层领导人将会亲自审阅，那意味着“县官”们的进言将“上达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