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国作战的中国人

“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桌子一端，一名戴着贝蕾的法国军人提问。“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桌子另一端，一名20岁出头的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年轻人的简历显示，他来自中国天津，在法留学四年。

站在旁边的张明俊不动声色地笑了。这一幕，和9年前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还是在巴黎诺让征兵站这座围墙爬满藤类植物的古老城堡一楼，他背着个大背包，忐忑不安地接过报名表，一一填上自己的详细信息：中学学历，来自温州，到法6年，能讲法语。

如今，张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长，这是华人迄今在外籍兵团中获得的最高职位。他说，想不到9年后自己的同胞居然还选择加入法国外籍兵团。而他当时选择入伍，也被许多温州老乡，甚至他的父母所不理解——你已经在1997年法国大赦时拿到了居留权，为什么还要去当外籍大兵？

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加入外籍兵团，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无论你是否偷渡到法国，甚至犯过法，只要你年龄在18-40周岁之间，在军团服役满5年，即可优先申请入籍；除此之外，谈什么人生理想，“全他妈扯淡”。

张明俊填完报名表后就挨了教训——他自始至终保持的微笑惹恼了征兵官员，“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是谁？去，做20个俯卧撑先！”

“我想通过参军适应法国主流社会，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自己首先要适应外籍兵团的生存方式。”张明俊说。

在科威特，杨卫国对着沙漠无人地带射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1992年的“长途旅行”让张明俊刻骨铭心。时方16岁的他，与一群人跟着蛇头，坐火车、转汽车、爬雪山、辗转数个国家，最后到达巴黎。

上世纪90年代，大批温州人像铁片一样被欧洲这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开饭馆、做批发生意，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渐渐地，温州人占据了巴黎的3区、13区、美丽城与巴黎北郊的欧拜赫维里耶市，占居法华人总数的43%。

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无论如何，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

到了巴黎，张明俊才明白，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甚至连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气都是违法的”。

同样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成为一个法国人，这和今天在街上开宝马奔驰一样，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可来到巴黎后，16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做大厨，对于工时和工钱，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闲时，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那会像“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他们只需呆在温州城就好，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都能搞定。“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

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比如开一个餐馆。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对于偷渡者而言，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等待大赦机会，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如果对方乐意配合且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

这是每个偷渡者必须面对的抉择，作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新成员，他们很容易得到温州老乡的经验之谈——加入外籍兵团吧，这是你我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1990年代初中期，外籍兵团中已陆续走进了近300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