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的２００６年书单：文化冲突与制度选择
袁听到这里，兴奋得无以复加，站起来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站起来回答：“袁大总统万岁！”
中西文化冲突以及衍生而来的制度选择，是治中国近代史者一个亟需考究的问题。
文化冲突与制度选择
2006年10月份，书店上架两部新版的旧著：一是许倬云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一是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5册，以下简称《史话》)。前者15年前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1957－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全8册，我有一套1978年3月的第二次印刷本，小32K，第一册0.44元，后几册多是4毛多，一套书3元多钱。新版书名前加了“武夫当国”四字，颇感别扭。
中西文化冲突以及衍生而来的制度选择，是治中国近代史者一个亟需考究的问题。这两部书恰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许著把中西文化冲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考量，与海外学人钱穆、余英时、殷海光、林毓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相互发明，功力坚实，脉络清晰，抽丝剥茧，阐释因缘；陶著则把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民初历史作一全景描绘，立宪共和，民乱党争，自治统一，军阀混战，以报人的敏锐和细腻，把17年的乱局梳理得极有条理。
1840年前，中国历史上虽经无数的改朝换代，都未发生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新朝几乎全盘继承旧朝的政治制度(或作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以利于新朝的统治)，即使发生元代宋、清代明这样的异族入主的情况，文化的根基依然坚固，异族文化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但在1840年后，情势逆转，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多次卷入战争，且每战必败。洋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层面，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渐次深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成为维新之士的时尚——清朝的每一次失败都被他们解读为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的戾气笼罩心头，愈积愈深，由器的层面(技不如人)到制度层面(要求变法)继而漫延到文化层面(认定中国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甲午战败后，眼见日本这一蕞尔岛国经明治维新20余载即打败文化悠久的天朝大国，变法之声，汹涌澎湃。“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上皇帝书》)，尤其是在10年后日本再次战胜俄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更大，有识之士看到了“立宪”的效力，“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立宪纪闻》)江苏立宪派首领张謇致袁世凯书中亦哓哓鼓噪：“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中俄因守旧而失败，成为朝野共识，大势所趋，清廷被迫作出让步，于1906年7月13日宣布筹备立宪诏书，承诺在1913年开国会，行君主立宪政体。由于清廷的自私，企图借立宪之机为满人争得更多的权力，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终致汉族疆吏和立宪派的不满，仅过了5年，清室便在革命党造反和权臣的逼迫下黯然退位。
“君主立宪”成了泡影。中华民国选择“共和制”，成了南北议和时孙袁两派妥协的产物。既没有深入研究和充分准备，也没有过渡和实验，总统、内阁、议会、宪法、司法、自治、政党、选举这些英美已经熟练运作几百年的政治体制被全盘照搬到中国。从1911年各省独立到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的17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成了政体的实验场，党派与军阀、军阀与军阀、党派与党派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选择于己有利的体制。知识界的骚动和震荡不亚于政坛，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纳。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分道扬镳，在制度选择上则表现为：一派选择三民主义，主张渐进宪政，走英美之路；一派选择社会主义，走苏联之路。
无论是梳理中西文化冲突还是中国近代史，都要避免功利心和情绪化。殷海光分析同时代人的治学态度时自省道：“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大抵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很少根据文化学等等作客观的认知。”(《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P160)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多次面临亡国危险，救亡图强成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心态的浮躁和行动的激进使得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期的重大事变，都是在当事人、当权者的功利心和情绪化的驱使下发生的，思想批判和制度选择全是那么迫切，知识分子、执政的军人和政客都只关注当下问题，不计后果。看看孙文、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民初的思想演变和政治活动，看看民初的党争、政争、战争和思想论战，感慨殊深，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去从容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文化冲突和历史事件互为阴阳，《史话》为同期的文化冲突作了注解。报人写史，意在普及，洋洋百万余字，生动再现民初历史，陶先生厥功甚伟。此书并不限于写北洋军阀，南方军阀和国民党的活动也着墨不少，它是我了解民初历史的入门读物。陶先生的《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也很精彩，两本书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后者较详，故事写得更生动，印数也大得多。以细节而论，《史话》习惯用概括性语句简述，如第7章第4节“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一段，写孙袁会谈、孙去拜会前清摄政王载沣、前清隆裕太后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等事，只用了600多字，而《演义》的描写却很详细，写了1.2万多字。尤其那段：
袁听到这里，兴奋得无以复加，站起来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站起来回答：“袁大总统万岁！”(P235)
写得生动极了，但却用了记者写新闻的笔法。
曾任清朝陆军部郎中、禁卫军秘书处处长的恽宝惠先生著文《辨证〈史话〉及补充史料》指出《史话》第1册第6页“袁世凯最善于逢迎当权人物，先后打通西太后亲信李莲英、满足大学士荣禄”云云，与事实不符，写了李与西太后关系的实情，补充了不少史料。他说：“在今日而谈若辈史料，或证之于名人笔记，或听之于可靠的传述，尚能实得五六，若以编印投机的野史，影射名人的小说，而即以为可信今而传后，则作者殊未敢轻于附和也。”(《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P184)《史话》毕竟不是信史，海内外出版的清末民初史料卷帙浩繁，详略得当者如《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出版)，读者自可参读甄别。但它也不是野史，只是一部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而已。
2006年10月份，书店上架两部新版的旧著：一是许倬云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一是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5册，以下简称《史话》)。前者15年前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1957－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全8册，我有一套1978年3月的第二次印刷本，小32K，第一册0.44元，后几册多是4毛多，一套书3元多钱。新版书名前加了“武夫当国”四字，颇感别扭。
中西文化冲突以及衍生而来的制度选择，是治中国近代史者一个亟需考究的问题。这两部书恰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许著把中西文化冲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考量，与海外学人钱穆、余英时、殷海光、林毓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相互发明，功力坚实，脉络清晰，抽丝剥茧，阐释因缘；陶著则把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民初历史作一全景描绘，立宪共和，民乱党争，自治统一，军阀混战，以报人的敏锐和细腻，把17年的乱局梳理得极有条理。
1840年前，中国历史上虽经无数的改朝换代，都未发生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新朝几乎全盘继承旧朝的政治制度(或作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以利于新朝的统治)，即使发生元代宋、清代明这样的异族入主的情况，文化的根基依然坚固，异族文化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但在1840年后，情势逆转，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多次卷入战争，且每战必败。洋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层面，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渐次深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成为维新之士的时尚——清朝的每一次失败都被他们解读为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的戾气笼罩心头，愈积愈深，由器的层面(技不如人)到制度层面(要求变法)继而漫延到文化层面(认定中国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甲午战败后，眼见日本这一蕞尔岛国经明治维新20余载即打败文化悠久的天朝大国，变法之声，汹涌澎湃。“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上皇帝书》)，尤其是在10年后日本再次战胜俄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更大，有识之士看到了“立宪”的效力，“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立宪纪闻》)江苏立宪派首领张謇致袁世凯书中亦哓哓鼓噪：“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中俄因守旧而失败，成为朝野共识，大势所趋，清廷被迫作出让步，于1906年7月13日宣布筹备立宪诏书，承诺在1913年开国会，行君主立宪政体。由于清廷的自私，企图借立宪之机为满人争得更多的权力，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终致汉族疆吏和立宪派的不满，仅过了5年，清室便在革命党造反和权臣的逼迫下黯然退位。
“君主立宪”成了泡影。中华民国选择“共和制”，成了南北议和时孙袁两派妥协的产物。既没有深入研究和充分准备，也没有过渡和实验，总统、内阁、议会、宪法、司法、自治、政党、选举这些英美已经熟练运作几百年的政治体制被全盘照搬到中国。从1911年各省独立到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的17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成了政体的实验场，党派与军阀、军阀与军阀、党派与党派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选择于己有利的体制。知识界的骚动和震荡不亚于政坛，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纳。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分道扬镳，在制度选择上则表现为：一派选择三民主义，主张渐进宪政，走英美之路；一派选择社会主义，走苏联之路。
无论是梳理中西文化冲突还是中国近代史，都要避免功利心和情绪化。殷海光分析同时代人的治学态度时自省道：“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大抵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很少根据文化学等等作客观的认知。”(《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P160)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多次面临亡国危险，救亡图强成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心态的浮躁和行动的激进使得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期的重大事变，都是在当事人、当权者的功利心和情绪化的驱使下发生的，思想批判和制度选择全是那么迫切，知识分子、执政的军人和政客都只关注当下问题，不计后果。看看孙文、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民初的思想演变和政治活动，看看民初的党争、政争、战争和思想论战，感慨殊深，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去从容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文化冲突和历史事件互为阴阳，《史话》为同期的文化冲突作了注解。报人写史，意在普及，洋洋百万余字，生动再现民初历史，陶先生厥功甚伟。此书并不限于写北洋军阀，南方军阀和国民党的活动也着墨不少，它是我了解民初历史的入门读物。陶先生的《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也很精彩，两本书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后者较详，故事写得更生动，印数也大得多。以细节而论，《史话》习惯用概括性语句简述，如第7章第4节“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一段，写孙袁会谈、孙去拜会前清摄政王载沣、前清隆裕太后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等事，只用了600多字，而《演义》的描写却很详细，写了1.2万多字。尤其那段：
袁听到这里，兴奋得无以复加，站起来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站起来回答：“袁大总统万岁！”(P235)
写得生动极了，但却用了记者写新闻的笔法。
曾任清朝陆军部郎中、禁卫军秘书处处长的恽宝惠先生著文《辨证〈史话〉及补充史料》指出《史话》第1册第6页“袁世凯最善于逢迎当权人物，先后打通西太后亲信李莲英、满足大学士荣禄”云云，与事实不符，写了李与西太后关系的实情，补充了不少史料。他说：“在今日而谈若辈史料，或证之于名人笔记，或听之于可靠的传述，尚能实得五六，若以编印投机的野史，影射名人的小说，而即以为可信今而传后，则作者殊未敢轻于附和也。”(《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P184)《史话》毕竟不是信史，海内外出版的清末民初史料卷帙浩繁，详略得当者如《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出版)，读者自可参读甄别。但它也不是野史，只是一部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