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现手稿看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真相

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

陶菊隐的说法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

这几位先生 （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

……（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

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我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

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

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

《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

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