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玩杀马特的人都有一点伤感”

流行于2008年-2013年的“杀马特”（smart音译）群体，一度被视为社会“异端”：一些来自乡村、城镇的低学历青年，穿着便宜的地摊货，模仿日韩明星、动漫角色、游戏人物等夸张怪异、五颜六色的发型。他们曾高调地出现在媒体、网络、公共场所中，而后迅速消失不见。

2013年12月，美国时事刊物《外交政策》关注到这一群体：“杀马特夸张的时尚选择折射了更为深层的问题：集体性的疏离，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异所引起的副产品。”

艺术家李一凡在2012年便注意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他执教的四川美术学院黄角坪，举办过一个“外省青年”的艺术活动，经常讨论到一个问题：审美是如何被建构的？

人称“杀马特教主”的罗福兴是杀马特家族中的知名人士。在他的帮助下，2017年开始，通过QQ群、快手等平台，李一凡得以接触到大量的杀马特，而后又在深圳、东莞、贵阳、昆明等地实地访谈了67名杀马特，网络上采访了11个。最终，这些杀马特的故事构成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访谈的人数远不止于此。杀马特遭遇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后，对主流群体一直缺少信任。这让在深圳长大的90后纪录片助理乌鸦颇感苦恼，“我觉得我们挺真诚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们”？乌鸦花了很长时间解释自己要做什么。一开始说是拍纪录片，他们听不懂，改为电影后仍然听不懂，最后发现只能说拍长视频，他们才听懂。

“李一凡他们不懂得语言降级，有时候说的话我都能被绕一下，那怎么聊？比如采访这件事，我会掩饰一下，说想做一个青春回忆录的片子，这就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你用精英的方式跟人家说话，人家就会怀疑嘛。”罗福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杀马特们聊天时，李一凡慢慢觉得，杀马特更像是同阶层之间的一种自保文化。李一凡归纳出杀马特之所以成为杀马特的原因：保护自己、寂寞、找女朋友、模仿同伴……这些诉求几乎源自相似的身份：出身乡村、到城市打工的边缘者——李一凡在各种各样弥漫机油味的工业区、工业镇遇见过他们。

“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李一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杀马特大多为90后农民工、农民工二代，有留守儿童的经历，中小学辍学后，第一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纪录片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放映的时候，一位曾出镜过的杀马特看了四十几分钟便跑出来。李一凡问他为什么不接着看了？他回答，太心酸了，那些人的经历和自己一模一样，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们总是把杀马特当成城市丢下来的一个碎片。实际上，你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夸张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李一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免费开放且人群聚集的公园是杀马特聚集地之一。每到节假日，杀马特们会花费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做一个高高竖立的头型，来到公园“炸街”，享受引人注目的快乐。男性杀马特标新立异的头发有助于吸引女性杀马特的注意。 （受访者供图/图）

“头发立起来了，感觉人生不一样了”

在杀马特的世界里，人们以竖立、高高扬起的发型作为通行证。李一凡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杀马特，当场受到冲击——他们顶着鲜艳的头发，骄傲地在溜冰场溜冰，热爱并自豪于自己的头发。

这些发型大多来自模仿和想象。1993年出生的发型师李雪松15岁去昆明的理发店工作，据他回忆，2010年下半年开始，比较夸张的杀马特发型开始流行起来，很多人来到理发店，劈头一句“越非主流越好”。刚开始，80%的杀马特是男生，后来逐渐有女生加入。

杀马特对发型特别讲究，在乎发根、发中、发尾的角度有“多飘，多高，多偏”。罗福兴说，杀马特发型追求头发的高度，10厘米的头发就要吹到10厘米高，20厘米的头发就要吹到20厘米高。

杀马特中几个经典的头型：如果想要做个爱心造型，顶上的头发需要用夹板齐齐地往下拉，前面的刘海则往下压；如果想做一个扫帚头，需要把头发一根一根地用发胶固定；如果想做一个刺猬头，有时候还需要往头发里面放铁丝和筷子。

李雪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杀马特发型并没有固定标准，全凭理发师的自主发挥，有时候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喷发胶打头发，一个人负责吹发型，花费的时间在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价格在三四十块左右，“洗头可以用最便宜的洗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