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产业新城进化论
2015年至2019年，成都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已连续五年超过 8.5%。今年疫情之下，该数据由第一季度的6.1%、上半年的7%，爬升至前三季度的8%，涨势凶猛。
成都高新区坚持“产城融合”理念，全域建设五大产业功能区，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产业社区。
成都高新区已形成包括场地租金减免、实验室建设补贴、创业启动基金、人才补贴等在内的创新创业支持体系。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推动下，成渝两地高新区计划联合打造成渝科创走廊，推动构建“两极一廊多点”创新格局。
在GaWC 2020年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升至59位、位居Beta+级；连续12年位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榜首，累计13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成都，这座新一线城市究竟有何魅力，接连成为国内外权威榜单的“常客”？
成都，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这座城市往往成为“巴适（四川话：美好）生活”的代名词，这里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气腾腾的火锅、遍布大街小巷的各式茶馆，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来了还想来”的休闲之都。
然而，沿着中轴线天府大道一路向南，在距离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仅10公里的地方，呈现出一个不同于人们传统印象的“新成都”：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年轻人少了闲情逸致，还坚守在写字楼工位的电脑屏幕前，进行着一日工作的最后冲刺；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依然在明净的实验室中忙碌。
这里不是硅谷，不是深圳南山，而是成都高新区。在成都这座千年古城早已孕育形成的人文气质上，成都高新区建构起一种更为现代化、国际范儿、面向未来的城市面貌，为“老成都”的“悠闲基因”注入全新的内涵，正在用高质量增长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运行注入源源不断的燃料。
2020年11月17日的知名跨国公司投资四川座谈会，成都高新区的产业优势和政府服务不停被跨国企业提及。众多知名跨国公司的青睐，显示出这里的独特魅力。
自上世纪末“成都向南”行动开始，这片区域的创新动能不断迸发。人们不禁惊讶，成都高新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覆盖下的成都高新区，将给中国新兴城市的进化提供什么样的样本价值？
想象之外的“新成都”
创业者石怡，正在进入游客们想象之外的“新成都”。
驱车沿着人民南路一路南下，进入市中心10公里之外的世界，浓厚的现代化、国际化气息扑面而来。道路两侧，极具现代艺术感的地标建筑鳞次栉比。这是成都拥抱现代科技浪潮的“变脸”行动。
经济数据也在“想象之外”。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成都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连续五年超过8.5%。2020年前三季度，该数据由第一季度的6.1%、上半年的7%，爬升至前三季度的8%，涨势凶猛。
在“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快速恢复的“韧性”和较高的增长速度，是许多沿海地区城市也完成不了的任务。
在较高增长率的驱动下，成都高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在2019年已经接近2300亿元，2020年有望突破2500亿元，对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近15%。这样的体量，也足以和许多沿海地区的经济强区一较高下。对一座地处内陆的新城而言，成都高新区堪称“实力担当”和“潜力担当”。
这或许引发一些人的好奇——这座在人们想象之外的“新城”，究竟是怎么来的？
将时间回拨到三十多年前，成都高新区完全是另一番模样。1988年，国家“火炬计划”推动成都高新区成立之时，这里还是“老成都”们眼中的“乡下”。
用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那还是人们“不知高新为何物”的年代。
本地村民姜素群回忆，当年的成都高新区除了农田农舍，还零零散散分布着火力发电厂、造纸厂、搪瓷厂和砖厂。当时她住的大源村没有公路，下起雨来道路泥泞不已，“家里住的是破旧的砖房”。
这样的“乡土成都”显得凋敝，却难掩“非池中物”的潜质。
2001年，英特尔中国区执行董事戈峻来到这里，展现在他面前的还是“希望的田野”。当时，英特尔正谋划在中国扩大投资，而四川省境内还没有任何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两年的详尽考察，英特尔董事局最后决定斥资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投资建厂。英特尔将这项投资计划称为“big bet（大赌注）”。
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过不少敢于“豪赌”的跨国公司，比如1981年进入深圳特区的百事公司，1988年进入广州开发区的宝洁公司。而时间回到今日，英特尔的“豪赌”，最终被商业史证实为世界500强企业的“聪明判断”。
过去二三十年，成都高新区“外引内培”，成为众多明星企业的集聚地。花千骨、王者荣耀等一系列国民手游产品在这里诞生；极米、医联、咕咚等众多科技类公司在这里成长壮大；地奥集团、成都先导、苑东生物等众多卓越企业将这里变成国内最强的生物制药产业集群之一。
姜素群眼中昔日还是一片农田的村落，最终变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化街区。
城市“变脸”进程中，成都高新区屡次调整升级。从1996年“成都向南”的城市规划开始，成都高新区从最初的2.5平方公里起步区壮大至托管234.4平方公里，已形成高新南区、高新西区、天府国际生物城、未来科技城四大空间发展格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国家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指出，作为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平台，成都高新区拥有西部12省区的广阔腹地、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以及陆海新通道起点的交通枢纽地位。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推动背景下，成都高新区将深度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把生活装进园区
晚秋时节的午后，人们徜徉在湖旁的砖石小道上，阳光穿过松林的缝隙投射而来，留下斑驳光影。远山的青松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迎面吹来夹杂着松香的清风。此情此景颇有韵致悠远之感。
这里是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聚集区。把城市建在森林中，将实验室建在花园里，是这座园区的建设理念。
作为“进场”的创业者，石怡表示，园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公司选择落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老成都”们来说，生活是天大的事情；把生活装进城市之中，是成都颇具先锋意义的城镇化实验。
这样的“先锋实验”，是成都市推行“产业功能区”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7月，成都市在产业发展大会上提出，全市域统筹布局66个产业功能区。这66个产业功能区又细分为数百个“产业社区”。成都高新区是这项战略覆盖的重点区域，正全域加快建设天府国际生物城等五大产业功能区。
“产业功能区”战略的先锋意义在于，它试图解答困扰中国园区数十年的“产城分离”问题。
过去四十余年，园区，以及由园区衍生的开发区、高新区和新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被视为独特的“中国模式”。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高效率运作的“园区经济”，某种程度上却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改革开放早中期，由于需要大规模的连片土地，园区往往被规划在郊区或者还未城镇化的农村地区。园区提供着资本和产业需要的厂房、道路和员工宿舍；却由于远离市中心，无法充分提供劳动者需要的学校、医院和商场等生活设施。随着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壮大，许多城市将面临某种“大城市病”的挑战——老城有生活却无产业，新城有产业却无生活。这种“分离”使得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通勤，又造成城市的拥堵。
为解决该问题，国内许多开发区、高新区纷纷推动营城逻辑从“产-城-人”往“人-城-产”转变，以人的需求为先。
这也是成都市正在推行的理念。在成都高新区的实践中，办公区域和生活区域相互“咬合”，工作和日常的衣食住行被放置在产业社区这一基础单元中。
在成都高新区工作的黎晓说，两三年前，她和丈夫告别蜗居多年的北京，来到成都。夫妻俩如今住着有大阳台的房子，楼下就是桂溪生态公园，下班可以在公园跑步健身，每天上班也只用15分钟通勤。
“这种生活很‘巴适’。”她说，“感觉自己就生活在大花园里。”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成都高新区正在进一步建设“十分钟生活服务圈”。这意味着市民出门买菜、看病、锻炼以及参加社交活动，均可以在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
“产城融合是个大方向。成都高新区起步早，率先把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合理融合，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具有样本意义。”陈耀强调，“在国内给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推动着高新区向综合性、一体化方向发展。”
政策与市场“赋能”
11月17日的座谈会上，英特尔成都工厂疫情期间“零停产”的细节，被屡次提及。
如何符合跨国企业的要求，这让外界充满了好奇。
在疫情几乎迫使经济“停摆”的背景下，出现一天都没有停产的生产线，堪称疫情防控的“奇迹”。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全方位系统性服务，被认为是生产线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原因。
高质量的政府服务，是成都高新区的“魅力”之一。
“进驻（天府国际）生物城是有很高门槛的，政府对我们的技术和应用前景都有要求。”身为贝施美公司的总经理助理，石怡的记忆中也有一段难忘的谈判经历，“政府了解企业的好奇心特别强，他们不断在学习。政府部门会跟进公司的成长，帮助我们达到入驻的标准。”
包括石怡“进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在内，成都高新区已形成一套创新创业支持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场地租金减免、实验室建设补贴、创业启动基金和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平台，以及针对中高端人才的补贴和激励政策。
“西南科创板第一股”成都先导是这套体系孵化的成果。
这家生物制药企业的诞生，来自“海归”科学家李进的选择。2011年，决定回国创业时，他面前的选项有北京、上海、苏州等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较好的城市。经过几个月的调研，这位生物医药专家却选择了成都高新区创业。
李进的理由是，成都能够为初创型企业提供稳定的政府服务。
要形成高密度产业集群，需要有为的政府，更需要有效的市场。
李进对成都及成都周边的市场禀赋同样充满信心。成都拥有足以支撑产业链发展的禀赋资源；成都高校云集，每年能够供应大量生物医药专业毕业生，同时拥有华西医院等著名医院和一些大型药企。
这足以支撑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成都市试图以产业功能区为依托，吸引大型企业和潜力企业，引入产业上下游，构建产业生态圈。
进入2020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推动下，成渝两地正在推动建设一条连接科技创新的“廊道”。4月29日，成都高新区与重庆高新区签署协议，计划联合推动构建“两极一廊多点”创新格局，其中“一廊”即成渝科创走廊。
在该廊道的牵引下，成渝两地高新区将加快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全链条体系，构建“成渝总部研发+周边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及成果转化模式。
在此之前，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城市群，先后提出建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和“长三角G60科技创新走廊”。两条“廊道”对标的国际先例，是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以及硅谷101公路——这两条公路是国际知名的科技创新集聚廊道。
经济学家林毅夫早前在《成都日报》撰文指出，成都和重庆的核心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阶段，发展的产业一般会是资本和技术很密集的类型。这种产业的特性是规模经济很大，很难在一个县、一个市里把所有的供应链都完备起来。对这样的产业就必须有跨地区的合作。每个不同的地区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参与供应链当中的一部分。
为此，他认为，需要建设250公里田园风光的科创融合、产教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开放长廊，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过程中超越美国著名的128公路。
这位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畅想，恰好又暗合“把生活装进园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