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粗放模式”可否突破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可以被漫画式地描述为“就业岗位的大幅度增加和劳动效率的快速提高”，与此伴随的是快速成长的中国工业能力，而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势必导致大量出口，并造成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形成今天左右为难的局面。这是今天的“中国病”的总根子。

中国经济要上一个台阶，必须走出过去的路径依赖，而这需要政府在制度改革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满足于铺摊子、上项目。

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刚踩刹车，又猛加油门
11月3日，通过接受新华社采访，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商业银行的“信贷硬约束”，再加上此前在半个月内三次密集降息，货币政策明确地从“从紧”开始走向“放松”；财政政策方面，虽然千呼万唤的减税政策仍未出台，但是，1万亿元的地震灾区建设和2万亿的铁路建设项目（虽然并非全部从财政拿钱投资）已经得到批准，5000亿的南水北调项目也将启动。不出意外的话，更新的刺激经济政策还会不断出台，一大批千亿数量级上的新投资项目将会纷纷上马。

而仅仅在3个月之前，宏观经济政策才正式地走出“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变为全面过热；防止由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变为全面性通货膨胀）。给人的感觉是，才刚死踩刹车，忽又猛加油门。

从对政策反馈最为敏感的股票市场来看，这一阵猛加油门并未能点燃人们的信心，相反，悲观的情绪一直笼罩着A股市场：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沪指已经跌至1700点。而仅仅在2个多月前的8月20日，摩根大通一纸研发报告，仅仅凭宣称政府“可能将出台2000亿至4000的经济刺激计划”，就令股票市场一日大涨7.6%。

你当然可以把这些归因于肇始美国的金融动荡。反讽的是，作为震中的美国股市，若以纽约股市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仅仅是从14000点的高位跌至当下的9000点一线，跌幅大约为35%，而A股的跌幅大约为75%。

当然，你还可以用诸如“A股不成熟”之类原因解释这个现象。不过，如果我们跳出这个事情本身，就会发现，在危机时刻，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更为清晰地显现了，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省机会：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上有哪些绊脚石？我们知道，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找到这些绊脚石，望闻问切出中国经济之病的总根子，才有可能开出一服良药。而摆脱现有的桎梏，中国经济才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漫画式描述
为了展望未来，我们需先回顾过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GDP为0.36万亿元，而今年，预计GDP将约为27万亿元（已经公布的前三季度为20.16万亿），仅从数字上来看，今天的GDP大约是30年前的75倍，即使把物价因素考虑在内，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也有大约16倍的增长（即翻四番）。

在如此高增长的背后，伴随的是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漫画式地描述这个变化，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大致的图景：数亿中国人原本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改革开放让他们逐渐获得了真正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开始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这让人们开始有机会去尝试更高收入、更高效率的工作岗位；巨量的投资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不断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伴随着劳动培训、教育和研发，原来中国人不会做的事情现在会做了，劳动效率大大地提高；相应地，中国人的收入也显著提高，与此伴随的是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这培育了国内市场；同时，中国异常庞大的劳动力供应虽然无法直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可是，通过工业品制造和输出，中国的劳动力实现了间接的全球流动。

简言之，一方面就业岗位增加了，一方面劳动效率也提高了。中国经济实现了外延和内涵两个意义上的增长。

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们先看就业人口增加。1979年，全国总人口9.7亿，职工总数还不足1亿人（9967万）；2006年，全国总人口为13.1亿，其中就业人口7.64亿，在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数总和达4.4亿。如果把1979年的“职工总数”和2006年的“从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人数之和”视作可比的统计口径的话，粗略地说来，这两大产业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比1979年新增加了3.4亿，平均每年大约1100万个。

中国当下的第一产业（其中最主要是农业）就业人口为3.256亿。如果这个统计数据可靠的话，中国目前还有大批农业从业者转移到其他产业的潜力。

依照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有耕地的水平，中国现有的耕地（大约1亿公顷）只够大约300万农业人口充分就业；依照日本的水平（1994年的数据），中国的耕地大约能提供近7000万人充分就业。我们按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来匡算，中国大约还需要2.5亿个就业岗位，才能大致上让所有就业人口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按照过去30年的新增岗位速度计算，静态地看，需要历时23年。
    当然，实际上等不到23年。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原因，2015年之后，15岁至60岁的适合工作的人口将开始减少。这样粗略地算来，未来20年，如果中国能增加最多2亿个工作岗位，就可以基本实现全面就业了。

问题是，仅仅容纳了2亿就业人口的第二产业，就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需要的另外2亿个新增岗位在哪里呢？

在中国步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前，世界上传统的工业化国家“G7”的总人口不过7.2亿（加上俄罗斯，也不过8.2亿人），中国的总人口则超过13亿，而且，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处于16岁至60岁的比例要高过G7，还有，中国妇女的就业意愿似乎也高过G7，这样算来，中国需要的劳动岗位至少是G7的两倍。在G7已经基本满足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之后，一个要比G7体量大一倍的经济体要挤入世界工业品供应商的竞争行面积列中，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困境。如果，地球能增加一倍，可能中国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在未来，通过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增加2亿个岗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到第三产业上。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服务者与客户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在文化背景上贴近。中国除了劳动力供应充沛这个优势之外，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本可以自由地跨国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这样，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配置，而劳动力则不能），其他两个条件都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中国未来的突破点只能主要靠国内的第三产业。当然，一些“准工业化”的第三产业，比如国际航运业，比如软件业，似乎也有一些机会；还有，中国的文化娱乐业至少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里可能还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总体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突破，可能还是要靠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

“东亚模式”无法承载之重
我们再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有这么几个因素与生产率提高直接相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均投资占有量、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

由于数据比较方便和可靠，这里我们只讨论投资。

200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加 “存货”）为9.41万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字为0.138万亿元，增长了68.3倍（如果仅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统计口径，则2007年比1979年惊人地增长了274倍）；同期的“最终消费支出”分别为11.04万亿和0.224万亿元，增长了49.3倍。相比之下，消费增速比较明显地低于投资的增速，也低于GDP的增速（同期的增速为61.34倍）。

事实上，从过去30年的数据来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整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以来，随着净出口的急剧增加，消费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从1980年代的65%左右，到2000年的60%左右，再到2006年的49.9%）。

如果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这个统计口径，则更为明显：1985年之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上下，而2000年之后，这一数据降至40%左右。

对这些数据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不断高速增长的投资带来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国内消费无法消化如此之大的生产能力。于是，一部分生产能力寻求海外消费能力的支持，形成净出口。然后，国家用外汇储备的方式把这部分净出口“储蓄”起来，投资于海外。最后，中国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资本净输出国。

这个模式基本上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实现工业化的所谓“东亚模式”。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体量太大了，我们这个星球承载不了如此大的经济体以这个模式发展。

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无法指望不断强大的工业能力以长期世界第一的加速度增长，并没有终止地以加速度地形成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不利于中国的整体利益——我们自己需要投资的地方多着呢——何况，作为世界上成长性最高的国家，中国是最值得投资的地方；何况，中国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和人才；何况，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风雨飘摇之中。

消费为什么上不去
把眼光回到国内的消费，我们会发现，中国将长期处于一个“总供应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当然，这个“供应”主要是指工业品的供应，而不是能源、原材料以及服务业（中国的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

如果“总供应大于总需求”可以成立，符合逻辑的一个推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地，中国将长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我相信，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过去几年的物价上涨也是不可能持续的，它会很快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降下来。只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让这个下降更富戏剧性而已。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就用不着“才刚死踩刹车，忽又猛加油门”。

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穷的国家，中国人的消费意愿当然非常强烈。但是，我们的内需怎么就总是上不去呢？

恐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供应结构的问题，服务业跟不上，比如医疗、法律服务、教育、信息服务、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与住房相关的服务等等，都存在较大的需求空间，而相应的供应跟不上，这人为地限制了消费；另一方面是分配的结构问题，在工资、资本和税收这三块分配中，税收和资本拿得相对比较多，工资这一块相对比较小，这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还有一块是人们讲得比较多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跟不上，让人们总要存一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

供应结构的问题跟市场化进展有关。大凡供应不充沛的领域，多是国家掌控得比较严格的领域，种种的壁垒和限制人为地制造了稀缺，并进而形成质次价高，最后造成人们持币观望。

社会保障显然也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做一些更好的安排。

而分配结构问题则要更为隐蔽一些。

税收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几年，税收的增幅度远高过GDP的增幅，而工资的增幅则低于GDP的增幅，这一高一低，更加反映出分配结构的问题。

另外，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博弈中，中国的劳动力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这个使得最终的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

过于庞大的劳动力供应以及相对稀缺的资本本身就让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次，双方谈判地位也不平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样，雇主人数较少，团结较为容易，而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当然，今天中国的法律并不禁止，甚至鼓励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对GDP的重视，更容易支持资方，这就造成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低下，进而影响工资的增长。

还有，中国过早地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也人为地制造了国内资本的稀缺，使得劳动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最终导致消费不旺，并进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相比税收惊人的增幅，资本对劳动者的优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基于“东亚模式”的经济无法长期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落在国内消费上，而国内消费的重点又落在第三产业的突破上，这些都需要政府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上马几千亿、几万亿的项目——那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一个应急的选择——而是要做好以下几个领域的事情：首先是减少管制，积极支持管制性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其次是减税，增加企业的活力，并进而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还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当然，还有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还有金融改革以及汇改；最后，就是谋求最有利于劳动力供应方的国际贸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