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读《敦煌本纪》：再造一个藏经洞

去年在甘肃旅行，叶舟把他的新作《敦煌本纪》赠我。摸着沉甸甸上下两卷的长篇小说，我在心里想，这部大作可能与以往那些有关敦煌的作品不是一个路数吧；以往读过的“敦煌”，不是盗宝就是历史传奇，那样的故事是写不了这么厚的。我想，叶舟可能写了敦煌人实实在在的民间社会和芸芸众生吧，或者写某位藩镇节度使之类的人物开疆拓土驻守边关，然后又建了一个洞窟，既供养佛陀又宣扬自己的文韬武略和军功伟绩的吧。

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我曾经数次去过莫高窟，也读过几本关于莫高窟的书，知道宕泉河西岸那面几十公尺高的悬崖上，自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修建了第一座洞窟之后，当地的富商大户和历朝历代的地方长官们，或是民间团体，不断地在那儿凿洞、塑像、绘画，供养佛陀。历经一千几百年的前仆后继，那面又高又长的岩壁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展示其光辉历史灿烂文化的宝窟，闻名天下。

敦煌石窟

敦煌旧影

《敦煌本纪》写的是清末民初的故事。一开篇，就是敦煌县沙州城外住的一位半是坐商半是行贾且有一定田产的商人胡恩可拜访沙洲城外义庄的当家人索敞，许诺自己要出资为索氏家族在莫高窟建一座家窟，以纪念索氏祖上六代人世世忠烈仁义的功德。接着故事就一环套一环地展开了：胡恩可又去拜访沙州城闻名遐迩的中医沈破奴，许诺给他建一个新宅。实则是自己家的住宅风水有问题，他想叫沈家迁到他家旁边，改变一下自家的风水。这是个有心计的人。然后他又去莫高窟上香拜佛，拜访了开元寺的印光法师，查看了将来建窟的位置。只是命运不济，他在回家的路上突患中风，变成了植物人。于是大儿子胡梵义接过了父辈的产业，主持家务。为了给父亲治病，胡梵义千里走单骑，去河西走廊东部的焉支山延请名医。不料医生突遭横祸，命殒黄泉，女儿孔执臣被土匪绑架，是胡梵义救下了这个医生的女儿将其带回了敦煌。由于跑了一趟河西走廊，开了眼界，结识了肃州(酒泉)民间义社洪门的首领，也知道了官府黑暗，社会混乱，整个河西走廊邮路不畅，胡梵义回到敦煌后，就把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一伙勇敢正直的游击(专门护商送货挣辛苦钱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家急递社(类似于古代镖局，现在的快递公司)，大家结社邑义，吃咒盟誓，挣钱养家。胡梵义做了这个急递社的少东主。索敞一门忠烈，前六代人出了七个义士，但到了他这一代，只是沽名钓誉，坐享祖业，畏首畏尾，只怕祖辈的遭遇落在自己的头上。不料，他遇上了一个麦客子出身的奸诈管家丁荣猫，教唆他的儿子索朗吸大烟、囚禁父亲索敞，变卖家产，钱财落在了管家丁荣猫的手里……

读到这里，我发现《敦煌本纪》故事情节的演进与我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我认为索氏蒙羞已经失去了由胡家为他们建造一座家窟的资质，胡家也因老东家的变故，儿女们不必再尽那个义务。但是，大儿子胡梵义却令人匪夷所思，用创办急递社挣来的钱财开始在莫高窟一处破败荒废的岩壁上凿洞建窟。更加诡异的是，胡梵义设在敦煌县警察局对面用于招揽顾客的急递铺，把当地人和旅客行贾投递寄往他乡的从莫高窟藏经洞中流失出来的经卷、文书和卷子，一份一份地复制，狸猫换太子，将赝品寄出，将真品藏在了急递社地下一间名叫伽蓝密室的暗室内。他们在建造急递铺的时候就在地下开掘出了这间密室，有一位丹青高手(原棺材铺的画匠)不分日夜地在密室内把那些古代的绘画作品复制出赝品，主持急递铺日常业务的孔执臣出身名门世家，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他整夜整夜地在伽蓝密室里复制经卷、文书和各种卷子。他们还请莫高窟开元寺的印光法师及后来的拖音法师，从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手中借出了藏经洞里的一批批宝物，说是印光法师和拖音要诵读经卷，翻阅文书，实则送到了伽蓝密室内进行复制，而后再把复制品送回王圆箓处。急递社游击们的活动空间非常大，他们在西到吐鲁番、东到兰州、南到当金山口、北到马鬃山一带的范围内活动，护送商团、驼队和马帮，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件藏经洞中的文物流往外地。这样的工作整整进行了十七年，由他们保存下来的敦煌文书真迹几乎相当于藏经洞文书的一半。最后，他们在为索家修建的洞窟装藏的这一天，把所有截留下来的经卷、文书与各类卷子藏在了洞窟中的一间暗室里，再把门砌好，抹上泥，画上壁画，严严实实地封存起来，留给了后世。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部分文献

啊呀，他们又建了一座藏经洞！藏匿的文物全都是真品！

匪夷所思的是，又过了七八年，敦煌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莫高窟南端，有一处洞窟大小不一早已坍塌的山体又一次发生了倒塌和位移，建在这儿的索家义窟被彻底埋没在了沙山的废墟之下，至今了无踪迹。这是一次真实的地震，《敦煌县志》有记录。

读到这儿，我不由得拍案叫绝：叶舟真是大手笔呀，《敦煌本纪》真是一部力作，巨著！它的故事编织得太巧妙了，太高超了，大气，壮观，美轮美奂。

《敦煌本纪》要告诉我们的是：敦煌人民，河西走廊上的劳动人民，还有乐僔和无数个僧侣，还有在这一带做过官的知县、道台、节度使，还有到过那儿以及坐地经商的南亚、西亚、蒙古高原上的商人，还有占领和统治过那片草原与沙漠的吐蕃人西夏人等，他们在漫长的历史空间里写就的，或者是从不同的国度和地方带来的经卷、文书和各类卷子，甚至包括商人们的借据和账本，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被人收集起来，珍藏在了一座洞窟里。而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居住于此的王圆箓道士发现了。这些佛经、文书和卷子流失了一部分，但其中的一些又被敦煌人收集起来埋藏妥当，保存了下来。这是敦煌人民的史诗！是敦煌急递社一群年轻人的史诗！

为什么就凭着一帮年轻人创建了第二座藏经洞，我要用如此崇高的语言夸奖他们？为什么就凭着叶舟一个出其不意的想象，我要夸奖他的这本书？就是因为叶舟和急递社的年轻人们一起保存了藏经洞近一半的经卷、文书和各种卷子。中国石窟群还有多处，如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但是这些石窟都没有留下文字的珍宝，而只有敦煌莫高窟石窟的一间九平方米见方的偏室里，留下了五万多件文字史料——公元1006年前古代的文字史料和画卷。它是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的魂魄之神龛与血脉。这五万余件史料里有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呀，它涉及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和中外关系。这些文书有官方的，也有民间书信、借据、账簿之类的，除了汉语书写的，还有大量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写本，有些文字古老得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藏经洞里还有大量绘画，民间的，宗教的。藏经洞的部分书卷和绘本，被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与学者从王圆箓手中廉价购去后，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学者们穷经皓首地研究它，进而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敦煌学。

这篇文章写到此处，我立刻想到读者必然要提出问题：叶舟的第二个藏经洞是虚构的，这不是荒唐吗？是的，叶舟写的是小说，他笔下的第二个藏经洞是虚构的，但我认为他这样写并非是空穴来风，也非异想天开。说不定哪一天，敦煌莫高窟又会出现一个新的藏经洞，又将发现一批稀世珍宝。1940年，民国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就爆出过发现第二个藏经洞的新闻。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三清宫(也叫下寺)后面的土地庙里发现了八十多件卷子，他们当即认为这里有第二个藏经洞。然而，经过仔细查勘之后，他们从王圆箓曾经在三清宫居住过的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批卷子是当年由王圆箓藏匿所致。

第一次“发现第二藏经洞”的传说逐渐地消弭了，但是我认为第二个藏经洞将会出现仍然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敦煌藏经洞的诞生说起。据考证，莫高窟经过六七百年的开掘和建造，到了公元1006年的时候，西域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了于阗佛教王国。这一消息被东逃到沙州城的于阗人传播开来，引起一片恐慌。莫高窟的佛教徒们便将寺院和各个洞窟里装藏于佛像肚子内的经卷、幡画等集中起来，掩藏在了原来存放各寺院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以及各种佛像的洞窟(即现在的17号窟)中，封存起来，并在外墙上画上了壁画，做了一番掩饰。后来，僧侣们四散逃亡，这个洞子就成了王圆箓于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

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令人存疑之处：既然要把那么多的经卷、文书藏起来，那么多僧人难道就只想到了把宝物装在一只篮子里的简单法子吗？难道不会分装在两个或者三个篮子里吗？那些僧人不是太蠢了吗！再则，历史上的敦煌与河西走廊，自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也是多次地江山易主，不同民族的人统治过敦煌(譬如西夏人)，这样子藏匿经卷文书的事情，难道只是发生过这么一次吗？还有，敦煌乃贫寒之地，除了兵连祸结，还有天灾和瘟疫流行，那里的百姓与僧人没有发生过逃亡吗？他们在逃亡之前，难道不会再次把各种卷子藏匿起来吗？所以我说，叶舟构思了第二个藏经洞，逻辑上是极为合理的。

敦煌发现的佛教绢画之一

可能还有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胡梵义麾下的孔执臣和许岩楷两个人，复制出了那么多的假卷子和文书，叫游击们投递出去，而把原件截留了下来，这也太玄太夸张了，叶舟这是在“欺骗”读者。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个亦真亦幻的问题。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901年来中国新疆探险，1902年回英后写了一本旅行记《沙埋和阗废墟记》(1903年出版)。他在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889年，一位驻印度的英国陆军情报官员鲍尔中尉，因为追捕一名杀人凶犯，曾在新疆的库车一带滞留过几日，购买了一本仅有五十一页的桦树皮制作的旧书。书中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拿到印度也没人识货，后被一位德国学者辨识了出来，认定是普罗米文写的书，公元五世纪的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书。这本书传到了欧洲，使得整个欧洲学者们一时间发狂，猜想中国的新疆有无数的宝贝，他们成群结伙地聚集在中亚西亚寻宝、旅游和考古。此事使得喀什噶尔(今喀什)一位名叫伊斯拉姆·阿洪的半文盲看到了商机，便抄写出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文书”，卖给了那些寻宝者，挣了大把大把的金币。后来，他嫌手抄“文书”太慢，干脆用东方的印刷术来刻板印刷，制造“文书”。十年光景里，他挣到了滚滚的金钱，而欧洲诸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出现了来自东方的大量的古“文献”。

既然一位半文盲的伪造者能把外国的“学者专家”骗得团团转，学富五车的孔执臣和丹青高手许岩楷制造的赝品卷子就糊弄不了那些所谓的收藏家和学者专家吗？

话扯得远了一点儿，我们还是回到胡梵义领导的急递社故事上来。急递社的命运是悲惨的。这个“生产自救”的社团把河西走廊的筋脉打通了，保证了商团和驼队安全行走在古丝绸之路上。他们还保住了莫高窟的文物，不至于流失殆尽。然而，他们的雄心还不止于此。民国期间，内战频发，江山板荡，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军阀们耽于经济凋敝，民穷财尽，开放了烟禁，允许当地人普遍种植罂粟，军阀政府可以大量收税，又由官商勾结走私贩运，牟取暴利。但急递社认为，这一举措于国于民有害无益，便在他们控制的敦煌境内禁止毒品流通，不许贩毒商队通行。他们的正义行动遭到了地方军阀的嫉恨，酒泉驻防团便与已经变质了的酒泉洪门联合起来，将急递社围而歼之。急递社死伤惨重，只活下来了两三个人，远走他乡，踏上了逃亡之路。《敦煌本纪》就此作结。

本人两次阅读了一百零九万字的《敦煌本纪》，其间还上网阅读了一些评论家和读者的书评，论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部大书，从作品广阔的时空和丰富的精神体量上来说，从书中出现了一百多名有名有姓性格各异的人物、从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的故事情节、从语言和叙述风格的异质化来说，是近几年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现象级作品。本人认可这种评价，但又觉得那些评论缺少了分析作品的故事结构这一环节，因此才写下这篇文字。须知，一部有宏大气象的作品，必有动人心魄的故事框架，这就像一个人是否健壮强悍孔武有力，是要看他有无粗壮的双腿，有没有挺拔健康的脊梁。在这个问题上，《敦煌本纪》做得很优秀。（文/杨显惠，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