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 岭南作为一种方法

近代“岭南”话语的建立始终处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岭南研究超越地理区划和历史情境,具有更广阔的现实意义。比起岭南文化的独特性,程美宝更关心“省港澳”三地的互动关系,以及透过岭南能看见怎样的中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广州

责任编辑:周建平

程美宝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代表作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主编 《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 等书。

1997年,刚从牛津大学博士班毕业的程美宝来到广州,任职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她的论文聚焦于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这项研究后来也被出版成书,题目为《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今天我们口中的“岭南文化”“广东文化”这类讲法从何而来,它们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那本书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程美宝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彼时,刚入行的她时常将区域史的研究取向挂在嘴边,却不免遇到一些质疑。用一个行政界限去做区域历史,要证明其研究的价值与普世性是困难的。与程美宝大概同期入学的麦哲维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二人虽一在英伦、一在北美,却同为岭南文化的求学者。麦哲维(Steven B. Miles)在他《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出版时曾把英文题目由原来的Local Matters改作The Sea of Learning,避免予人狭隘之感。这种担心或多或少折射出研究者背后的一些焦虑:担心自己的课题不够有代表性,无法概括全局。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与一百年前广东精英们面临的困惑如出一辙。晚清至民国时期,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广东的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一种新的诠释中国文化的方法,从而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为此,他们将自己所处地域的文化特性嵌套于“国家”意识中,无论和中央距离有多远,也从不把自己视作边缘或仅属于某地域的群体,“在最‘地方’的文本,处处可见‘国家’的存在”。

写博士论文以来,程美宝常常泡在文明路(以前是文德路)上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里翻阅地方文献资料。后来,留学与访学的行程让她有机会去英国、美国各个名校的图书馆,发现许多英语文献里有关广州贸易的材料自己并没有挖掘透彻。关于“省港澳”的视野不断拓宽,三地的社会文化史成为程美宝几十年来的兴趣所在。她与广州、香港的缘分不限于学术,2007年《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程美宝:牛津博士的广州十年》,记录了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程美宝在广州的生活以及她融入内地社会民情的努力。

在程美宝的研究中,她更喜欢把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称作“省港澳”,这种说法不仅凸显了三座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使它们往日繁荣的历史情境得以具现。广东省城虽位于中国南端,但同时处于南洋世界相对中心的位置。16世纪中叶以来,澳门一直担当着省城与远东、远西贸易运输的中转站,鸦片战争后香港曾经的殖民地和埠头身份,也让省港澳三城的三角关系逐渐稳固。

近几年,程美宝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物质性的资料,她刚完成的书稿是关于18、19世纪中外贸易的情境下普通百姓的饮食与生活习惯的。那个研究者总会面临的焦虑,好像也有所释然,“与其说它有什么独特性,不如说我们透过岭南这个地理单元能看见怎样的‘中国’。”岭南由此成为一种认识世界与自我的方法。

不必给“岭南”一个僵化的界定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出生长大,拿到博士学位后又搬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教书,你觉得两座城市的生活经历对你的研究有哪些启发?

程美宝:香港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目睹了它从一个殖民地到回归的整个过程。我看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它由于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出很多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色,包括它的法律、政治、教育制度等等。另一方面,任何在香港长大、拥有广州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觉得这两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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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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