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深改革再回首：

上海陆家嘴夜景（2019年11月5日摄）。 （新华社 王翔/图）

2020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节点。

10月16日下午，在由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再学习，再改革，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亲历浦东和上海改革的“操刀者”在现场讲述了他们的改革经验。

关于上海和深圳，在研讨会现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总结是“上海井然有序，深圳野蛮生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点出了两座城市的一个区别，深圳最强的前十大企业中，六家是民营企业，还有个别民营企业是被国有化的；而上海最强的十个企业中，只有第十名复星国际是民营企业。“这可能就是上海和深圳的差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1983年，有学者讨论为什么上海没有做成特区，应是因为当时上海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将近17%的全国财政收入来自上海，不能把它作为试验田。在国内改革中，上海往往担负着实现“国家战略”的责任，深圳则更勇于尝试，需要走在前面去试验。

两位城市改革“操刀者”的发言，则分享了他们的改革经验。他们是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和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南方周末记者整理如下。

赵启正：“浦东是在国际局势的逆风中前进的”

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间虽然有十年之差，但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深圳的成功，中央无法下决心开发开放浦东。

反映浦东开发开放成果的数据有很多，比如说浦东的GDP增加了两百多倍，但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些数字是一目了然反映成果的，但我今天主要谈谈思想深处的体会。

我把成果分成两种，一种叫“硬成果”，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到的数字和照片；一种叫“软成果”，就是当时面对困难时的解决思路、方法、体验。

关于“硬成果”。到2009年，把南汇区并入的时候，浦东的整个经济规模是原上海的两倍。这个我是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用模型算的，比较可靠。

当时我们说浦东要有三个先行：金融先行、高技术先行、基础设施先行。但我们当时对金融并不是很了然，并不知道能做到世界第几。在最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