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脱口秀： “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一时刻”

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杨蒙恩、杨笠、呼兰、周奇墨(从左至右)。 （笑果文化供图/图）

杨蒙恩掀起衣袖，用左手在右手小臂上抽打了几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演示，每次等在舞台上场口，讲那五分钟的段子之前，他就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打气。他会使劲拍打大腿、屁股，要点是打出声音，要疼，像一只气球被充饱，直到讲完下台，泄了气。

作为脱口秀新人，杨蒙恩第一次上节目，每次都在失控边缘强装镇定，他有时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像自己，“更有攻击性和杀伤力”。

《脱口秀大会》录到后半程，后台紧张劲儿到了极点。“所有人，老的新的都紧张，你感觉到都在抖。”“老演员”呼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女演员杨笠今年脱颖而出，广受关注，但也因为表演涉及女性议题在网上遭到攻击。接近决赛，第一季冠军、老朋友庞博被淘汰后，杨笠哭个不停，哭到无法接受采访。经纪人听她的语音消息，嗓音沙哑，问怎么了，她只回了一个字：累。

开赛前，节目导演问策划人李诞，很多脱口秀演员认为喜剧不能比赛怎么办，李诞回答：那我还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有种族歧视呢。他认同喜剧不应该比赛，“但是没办法，我需要节目好，好了大家都会好。”

演员们对此既痛恨又赞同，呼兰觉得，假如没有残酷赛制，光好笑撑不起三小时的节目，每个人开开心心上去说一段“是不好看的，没有观众”。

脱口秀，又译作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在欧美世界拥有上百年的深厚传统，在中国仍是小众而年轻的行业。从几年前开始，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一批脱口秀演员在上海崭露头角，《大西洋月刊》《金融时报》等外媒开始关心脱口秀在中国的未来，发出了“单口喜剧在中国能否成功”的疑问。国内各大城市陆续兴起了脱口秀俱乐部，但它能养活的全职演员数量有限，据入行五年的周奇墨估计，全国大约只有四五十人。

《脱口秀大会》仍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档成熟的脱口秀节目，对很多演员来说，这是他们进入大众视野的唯一机会。讲坏一场就会面临淘汰，再次露脸的机会遥遥无期，“所有脱口秀演员挤破头地去抢一个名额。”杨蒙恩说。

“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会只想演线下。”周奇墨属于最早一批脱口秀演员，他所在的北京单立人俱乐部没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只能长期在线下演出。这次受邀去上海客场参赛，高强度的赛制让他很难真正放松，“取悦的动机太强，所有的标准，就是几盏灯和票数。”

美国演员威尔·法洛形容单口喜剧“辛苦、孤独而恶毒”。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演员杰瑞·宋飞曾说，笑点只存在某一刻，它在时空中流逝，一个不小心就会错过。“你整个生活、你的存在、你的保障和你的收入都是基于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一时刻，这真是让人害怕。”

周奇墨回到北京，线下剧场随着节目播出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有他的场次变得一票难求。回到黑漆漆的小场子里，周奇墨讲了几个熟悉的段子，感觉自己才是“真正地在呼吸”。

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经纪人荣荣去笑果工作之后，朋友们都在想象，与脱口秀演员打交道，生活应该充满欢乐。但她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都很敏感，不光对别人很细腻，也要善于观察自己。”

周奇墨承认，“喜剧演员应该是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在规模不大的剧场里演出，观众的反应一清二楚，每个梗抛出去，观众笑没笑，“还是在窃窃私语、刷手机，其实都能看清”。

即时的反馈让演员可以随时调整内容，但也是对内心极大的考验。有时怎么讲观众都不笑，演员会不由自主地越讲越快。“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坐滑梯往下滑的过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拦住，就像汽车系的安全带，拦住了，你就安全了。但是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来越慌，刹不住车。”呼兰说。

冷场是每个脱口秀演员的常态。对于“上一次讲砸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不久前、就在昨天或是上一场。印象最深的冷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饭或睡觉，难以回答。

不论打磨了多少遍的好段子，都有冷场的可能，与当天的状态、观众、氛围有关。就像一场永远不知输赢的赌注，得有点冒险精神。

呼兰一开始讲冷了，会吃不下饭，难受一两天，后来学会习以为常。他发现别人怎么安慰都没用，“只有再讲一场，讲回来、讲热了，这个坎才能过得去”。

2018年他在节目里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作为生面孔，呼兰参加了《吐槽大会》，和众多明星、老演员一起，他表现抢眼，满堂喝彩，一举拿下当期Talk King。但播出以后，很多人骂他：这人谁啊，演成这样还可以上节目，是不是有关系？呼兰有个喘气急促的小毛病，面对面听没什么，一经荧幕放大，就变得尤为明显，成了他被指摘的理由。

“那个时候不知道，网络上还有那么多人可以骂你。”呼兰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留学归国，当时只把脱口秀当业余爱好，正职在一家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