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双甲子回眸

1992年，冰心在北京家中与猫在一起。 （视觉中国/图）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只我自己忧愁，快乐/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写/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冰心

“我所说的，你们都会如实报道吗？”接受采访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首先抛出这个问题，“我母亲一辈子讲真话，你们新闻媒体更是要讲真话。”

整个疫情中，吴青最怀念的人是母亲。母亲去世前一年，还在关心当年洪灾的状况。她的笔触曾描绘人类共同的痛苦和欢乐，期望与救赎，这点到今天更显珍贵。

从19岁登上文坛到2019年，冰心成名已经一百年。百年间，在历史书写中留下姓名的女性寥寥。但在新文学初创期的中国文学版图上，冰心却是无法跨越的。中国文学史中，隐匿着太多无声的女性，能够为自己书写的女性是稀缺的，也是宝贵的。

作家冰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文化界对新女性的期待登上文坛的。她少年成名，32岁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全集”。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极高的赞誉，这在那个女性声音几乎被遮蔽的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女性文学的重要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将冰心叫做“文坛祖母”是恰如其分的，在冰心最负盛名的时代，她写的每一部小说都会立刻被学生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她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作家的成长。冰心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位“新媒体”作家，她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晨报》成名，以崭新的新女性姿态来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文坛一出场就让人耳目一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青年巴金是冰心的忠实读者，他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文革”期间冰心被组织派去在作协四楼打扫厕所，扫了三年半，除了偶尔有好事之徒上去看看，她总是孤独一人。一位从海南岛来的读者特意走上四楼，告诉她：“冰心你是好人，对我影响很大。”来自陌生人勇敢的善意，从侧面证明了冰心文学的巨大作用：她让人不畏惧极端年代的恐怖，敢于坚守爱和真的价值。

这位和20世纪同岁的作家，她对自己的苦难总是选择缄默。吴青回忆，1950年代，家里一下出了三个“右派”，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文革”中大家离散在各地，但再重逢，谁都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冰心以看似简单的观念“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声音是轻柔的，姿态是温和的，态度甚至有些讨好。但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对抗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主流话语，成为温和的叛逆者。在后疫情的今天，全球化遭遇到阻隔和危机，在纷繁撕裂的价值观面前，她的这句话依然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1980年代末，北京家中的一次聚会，听吴青讲做人大代表的心得。（从左到右分别是冰心、赵朴初、叶至善、吴青） （吴青供图/图）

“冰心女士”的另一面

张莉指出，冰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经典化”了，她的小说中那种对优雅、纯洁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讲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赞扬，但也让她的所思所想被遮蔽在读者对“冰心女士”的期待中。

在一般的观点来看，冰心的作品温和有余，批判不足，她的个人主体性是被规训的，似乎被“好母亲”“好姐姐”等形象掩盖。后来的女性主义者甚至批评冰心，认为她的写作过于干净，没有情欲。“不过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性想象物”。

但若是仔细考察冰心的创作，似乎又不能这么理解。

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在古城福州隆普营，取名谢婉莹。19年后，“五四运动”涤荡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化预科一年级学习的谢婉莹也参加了运动，她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参加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担任文字宣传工作。

当年8月，当局逮捕学生，谢婉莹作为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成员参加旁听，以“女学生谢婉莹”为名在《晨报》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文章一出，引发了广泛讨论，那时候以女性的身份发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何况还是这种针砭时弊的内容。

不久，谢婉莹又以“冰心女士”为名在《晨报》发表了小说《两个家庭》，开始了此后八十年的文学生涯。“冰心”之外加上“女士”，是《晨报》编辑有意为之，他嫌“冰心”过于中性，因此突出了女性的特质。《两个家庭》连续五天在这个当时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连载，“冰心女士”走进了千家万户。

1919年，冰心写作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一系列作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她最初的作品就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青年人在夹缝中的状态。早慧的冰心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真诚地将自己的问题意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

文学搭载了冰心关心社会的热忱，也改变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