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享受”到的特别“待遇” 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披露背后的故事
”当时有人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地位更高的老革命公开在中央党校骂:“那个姓巴的最坏……”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
责任编辑:朱又可 实习生 陈伊玮 巩一璇
“文革”后,巴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7年5月25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
巴金的老朋友潘际坰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他托黄裳向巴金约稿,正好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电影《望乡》议论纷纷,批评声一片,巴金恰恰看过这部电影,认为影片不错,就于1978年11月30日晚上写了篇文章,这就是《随想录》中的第一篇《谈〈望乡〉》。后来巴金觉得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就在《大公报》上开设一个专栏,一篇篇写下去,一共写了150篇。
今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随想录》的故事——
“那个姓巴的最坏”
经常听到有人说,《随想录》被捧得太高了。它不但没被“捧”,还不断挨批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品,巴金自己就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当时有人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地位更高的老革命公开在中央党校骂:“那个姓巴的最坏……”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
他的朋友们也为他担心,劝他不要写了。也有高官劝他“安度晚年”,黄裳先生《关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还写到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时,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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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