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先生的成就和遗憾

著名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 （熊卫民/图）

从私淑弟子到正式门生

虽然早就见过樊先生，对这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泰斗很敬仰，但首次得到向他请教的机会，还是2002年的事。当时我硕士毕业不久，在科学时报社当记者兼编辑。不记得是为了给我负责编辑的版面约稿，还是为了推广樊先生主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一书，我得以第一次和他长谈。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以后在报道中遇到难解的学术问题时，他也就成了我的请教对象之一。

2003年，我因为写了一些尖锐报道而不得不离职。幸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任所长刘钝研究员收留我在该所做流动人员，后来又在那里念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正式留下来工作。因研究方向接近，我和樊先生的交往也就更深入了。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文风和兴趣点。记得有一次我用化名在某报发表了一篇很大胆的批评文章，第二天我有事去见他，他一见面就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不久，我果然因此文而遇险。他和其他多位学界前辈一道，竭尽全力把我营救了出来。

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请樊洪业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我成了这套书的作者之一，后来又忝列丛书编委。在樊先生的邀请和指导之下，我先后在此丛书中出版了5本著作、参与审读了一些著作，和他的工作往来更频繁了。

201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北京二环内搬到四环边，和樊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一个院子里，仅隔十来米远。我和他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几乎每次午餐我们都会在同一个桌子上边吃边聊，我也就成了与他交往最频繁的晚辈之一。在耳濡目染之下、从他的言传身教之中，我受益很多，一直以师事之。2012年，在他的生日宴上，我当众提出要正式拜樊先生为师。他含笑同意。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正式门生，而他对我，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关爱。

惊动高层的青年媒体人

在日复一日的谈话中，樊先生和我探讨的主要是学术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个人的事。2012年以来，我就刘亚光事件对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做过专门的访谈。2016年在他确诊癌症之后，我又请他专门谈过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