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死亡咖啡馆
分享《獾的礼物》时，文晶领悟到，父亲也给自己留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乐观与勇气。那一刻，对于至亲的死亡，文晶感觉有一丝释然。
在死亡咖啡馆里，参与者会尽量不去评判他人的生死观，“但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价值”。
作为组织者，赵小白感觉自己的收获远远多于付出。那一个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愈发意识到生的时间有限、死的降临无常，“所以更要深情地活”。
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生死教育的匮乏，但很少有人提出到底该怎么做，学者们也偏向从哲学或具体的医学层面研究死亡，较少关注社会应用层面。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3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何海宁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举办的一次死亡咖啡馆活动现场。
“獾并不怕死。死，仅仅是意味着他离开了他的身体，獾不在乎。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身体早就不听使唤了。他只是担心他离去之后朋友们的感受。为了让他们有心理准备，獾告诉过他们，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会去下面的长隧道，当这一天到来时，希望他们不要太悲伤。”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昆明市三院”）关怀科的活动室像一座温室，装有玻璃天花板和玻璃墙。2020年8月19日，43岁的文晶回忆起去年底的这段分享经历，仍能感受到那时的冬日暖阳。在十余位参与者的聆听下，她分享了英国画家苏珊·华莱的绘本《獾的礼物》。
2019年7月，在这家医院关怀科的病床上，文晶的父亲施老先生平静地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离世前，施老先生曾带着文晶参加了一场关怀科组织的活动——同样是在这间“温室”里，医护人员、志愿者、患者及家属围坐在一起，谈论死亡。
这种让参与者在舒适氛围中诉说自己对死亡的经历、见闻、看法的活动形式，被称为“死亡咖啡馆”。2011年9月，英国人Jon Underwood在家中组织了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此后，死亡咖啡馆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迅速蔓延，在Jon Underwood的组织框架下，迄今已举办超过11000次活动。
2014年，两位从事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将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带入中国。特别是近三年来，陆续有医院、公益机构和个人开始组织及推广中国版死亡咖啡馆。
父亲离世后，文晶再次走进昆明市三院关怀科组织的死亡咖啡馆，内心充盈着思念与感恩。另一位参与者的父亲刚被查出癌症，他眼中的痛苦投射在文晶心上，“我想我不一定能帮他解决什么，但我可以分享我走过的这条路。”
“单纯地谈论生死，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氛围里，你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分享《獾的礼物》时，文晶领悟到，父亲也给自己留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乐观与勇气。那一刻，对于至亲的死亡，文晶感觉有一丝释然。
在生命终点谈死亡
第一次迈进死亡咖啡馆，文晶内心并不情愿。“我心里是有疙瘩的。因为我看见‘死亡’两个字，我不想去。”
那是2019年6月底，八十高龄、罹患结肠癌的施老先生在承受了十个月化疗后，决定转入昆明市三院关怀科。他告诉文晶，自己喜欢这里。
“我们科叫关怀科，其实就是临终关怀。病人和家属来的时候，心里（对死亡）是有预期的。”这个科室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较早针对高龄患者、肿瘤患者进行姑息治疗（安宁疗护）的科室。护士长薛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住进关怀科的一般是生存期不超过6个月的病人。
关怀科的病人不得不面对死亡。而如何与病人、家属开口谈死亡，是长期以来困扰薛莲和同事们的一个难题。
谈不谈死亡，有什么区别？
“病人在临终前可能有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想见的人，想家里人代他做的事，想有机会向亏欠的人道歉，向爱的人道别。但如果病人和家属不接纳死亡，不敞开谈死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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