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有生命力，就是外来人、下层人有生存的方式”

街景图（图片来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

历史学者王笛写成都茶馆时，想象如果有时间机器，能把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辈同乡”送回1949年的一间街角小茶馆里，他会告诉在场的茶客和堂倌，自己要为他们撰写历史。他猜想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他们会觉得他在说疯话，用成都土话嘲笑他：“你莫得事做，还不如去洗煤炭。”

人们在茶馆里听评书、说历史，津津乐道的都是帝王将相、英雄传奇，素来没有平民百姓的一席之地。但在王笛的眼中，他们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王笛生长于成都，1980年代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教，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早早出版了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史研究专著。1990年代，他留学美国，师从知名汉学家罗威廉。此后十年，王笛的研究风格发生了根本转变：过去他以精英的眼光审视社会，后来他陆续研究了街头文化、茶馆、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和麻将，关注点转向下层民众。

传统史学热衷宏大的政治叙事，在中国尤其有臧否历史人物、重视价值判断的传统。王笛认为这让研究者变成了历史审判者，“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强调是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还是错误，革命还是反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

与此同时，整个西方史学界逐渐发生转向，1980年代之后，关注普通人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渐成气候。在近期出版的新作《显微镜下的成都》中，王笛把微观历史研究比作显微镜。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不平衡的历史，人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宫闱秘史，对占总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却一无所知，“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

“从20世纪初以来，就有一种反大众文化的趋势”

南方周末：你研究了2000年中国第一例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一位女士因麻将噪音报警，结果引发了关于麻将的大辩论。这里面存在两种观念，一方面麻将这样的大众娱乐在主流话语里没有得到完全承认，另一方面大众生活又确实需要它，你怎么看待这种撕裂？

王笛：对麻将的批评从晚清就开始了，晚清采取的对麻将的控制比之后的国民党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末完全禁止麻将，打麻将是犯罪，警察如果听见哪家在打麻将，可以破门而入抓人的。到民国时期，倒没有像晚清这么激烈，但是也不鼓励，新生活运动提倡一种“卫生麻将”（即不赌钱的麻将）。

整个20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中，地方精英和官僚由于受到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认为麻将是阻碍现代化的，属于落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