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国家的移民， 命运自然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三峡移民新县城巴东对岸的居民正在修建新房，三峡新景观带动了房屋买卖生意。 （黎明/图）

大多数拍过三峡工程的摄影师此后再没经历过那样波澜壮阔的场面。2002年，第一次拆除爆破在古城奉节，摄影师颜长江在场，山坡、房顶、江滩上密密麻麻站了几万人。镇政府大楼最先起爆，烟尘腾起，火电厂的烟囱断成几截，倒入雾中。整个过程不到10秒。

他感到历史就在眼前发生，如同一本史诗，一部场面浩大的电影。“那个时候你才会真的认为，人的命运像命运。”

大楼拆剩骨架，人们敲打钢筋，一吨可以卖上千元。废墟之上，一位老太拨弄砖块，对颜长江说，“这是我的屋”。她对拆迁补偿不满意，一直不答应，等到孙子生病住院，她去陪护，回来一看，房子已经推平了。“谁知道祖宗可能还有什么宝贝埋下了哟！现在挖也挖不成了。”她表情呆滞地走了。

汶川地震后，摄影记者晋永权去了灾区，同行问他为什么看上去无动于衷。他说拍三峡的那些年，从大坝到重庆沿江630公里，“所有的东西都要坍塌”。

等待淹没的11座县城、277个乡镇、1680个村，沿岸都是废墟和垃圾。一群人拿着喷雾桶给垃圾场消毒。“这几个人怎么弄得了？千年累积的垃圾堆，这个时候都要处理，没人去翻动它，翻动不了。”晋永权说。

2000年，晋永权到三峡的当晚，首批外迁移民第二天就要启程。夜里没人睡觉，亲戚们赶来送别，四处是哭天喊地不肯走的人。五天五夜，“江渝九号”载着639个重庆云阳人，开往上海崇明岛，顺利的话，永远不再回来。

船抛锚在了江面上。和后来晋永权跟拍的很多次移民之路一样，途中并不顺利，有人情绪激动要跳江，有人到地方不肯下船，有人因船上伙食贵而闹起事来。甚至有一次，一位老人身体不支倒在他面前直接死去了。

“把人连根拔起搬到另一个地方，看似平静、结构特别坚固的这么一个社会，突然之间断裂了。”晋永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了记录21世纪初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世界各地的摄影师都赶往三峡，为它拍下最后的影像。走在三峡，人们远远看见抱着相机的人，会跑上前来迫不及待诉说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非常急切，非常焦虑。”颜长江形容，那是一种悲欣交集的状态，所有的人性和命运在此展开，既有告别的悲伤，也有“最后的癫狂”。

二十年来，一切沉入江底。“后来到过这里的人，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那只能得出结论，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晋永权感慨，“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在这长江两岸像烟尘一样，升腾又消散。很快便无影无踪。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的命运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2007年，宜昌秭归三峡大坝前，几个青年在大坝前的屈原广场玩耍。 （黎明/图）

“绝不会因生活的危险而惧怕生活”

即便在消失之前，库区大大小小的麻将馆依然满座。晋永权回忆，走到哪儿都是麻将声，日子照过。“你就没点忧伤感吗？吵得不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状况。”

就连坐船的一会儿功夫，也要支起桌子来一轮。在木洞镇，颜长江搭船渡江，一位产妇坚持不到河对岸，娃儿就生下来了。孩子没地方放，就被放在麻将桌上。

颜长江生于秭归——三峡边的山城，父亲为他起名“长江”，意思是俯瞰峡江而终归大海。他相信就算不是大坝拆迁，三峡人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长江随时充满着危险，在泰山压顶的时候打麻将、打牌、嗑瓜子，绝不会因生活的危险而惧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