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诗人浮生二记

２月１６日，春树在博客上说：“谁愿意当个前诗人？我要写诗了！”

 校园记醉
　　徐敬亚记得，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几乎所有相熟的诗人都中断了写作：“生活的巨大压力，迫使诗人学会了生存，学会了上班。”
　　１９９２年，“第三代”诗人李亚伟开始编书稿卖，编了两年后，他就跑去当书商了，反过来买书稿。柏桦还给他做过七八本书，有教育类的，有相面的，还有成功学方面的。
　　１９９４年，李亚伟去了北京。望京一带，居住着诗人欧阳江河、西川、赵野、万夏；樱花宾馆和惠侨饭店，李亚伟说那是“中国民营书刊的延安”。在惠侨饭店，李亚伟偶遇诗人张小波。张小波说：“你不要写诗了，来做书商吧。”李亚伟说他其实想挣钱，于是开始了书商的生活。“起初，有人问我，想挣多少？我说１０万便可收手，不想１０万来得太容易，于是到现在都没收手。”
　　这样，诗人变成了商人。“１９９０年代后，不是不写，其实是写不出来，”李亚伟说，“但那种写诗的感觉，我不会忘却。”
　　现在，不能说李亚伟不写诗，因为他常有这样的打油诗作：“诗人下海忙／文化公司多／七月淡季怕个卵／写作的写作／发货的发货”。
　　“这是我用来催书商发货的。”李亚伟便笑。
　　１９８８年，海南岛建省，“十万人才下海南”。今天，海南大学成了很多诗人的栖息之所。１９８０年代末，多多去荷兰后，常年靠基金会度日。２００４年，他接到１９９８年就在海南大学教书的耿占春的电话，邀请他到海南大学当教授。２月份，多多在海南看到耿占春１５０平米的住房时，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骂起耿占春：“你这个臭资产阶级。”他将耿占春的房子里里外外拍了一遍照片，寄给他的欧洲朋友——“中国大学老师现在都住这样的房子了，我很快也要住进去了。”
　　住进去之后，多多就在海南大学讲《中西诗学》。
　　耿占春每年要达到２４０分，才能“完成任务”——如果不发表论文，纯用课时计分的话，就相当于２４０课时。耿占春并不想把时间都用来教课，因此，他还必须写一些文艺学、诗学方面的论文以完成任务。尽管如此，耿占春很感激这所大学，“面对１９９０年代的市场化，我觉得大学是我的避难所。”
　　此后，徐敬亚和王小妮也进了海南大学，跟耿占春一样挂职在诗歌研究中心。王小妮给大一的学生上课，徐敬亚则负责策划诗歌活动。
　　校长批给徐敬亚一些钱。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徐敬亚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月读”，让学生们朗读当代诗歌。第一次发海报时，徐敬亚很担心：“大家会不会用来垫屁股？”一场朗诵下来，徐敬亚没有看到操场上一片狼藉，每一份海报都被带走了。
　　筹建“诗歌朗诵组合”也颇具周折。报名时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徐敬亚一点名，发现没几个文学院的。学生站在他面前，甩开嗓子就开练，一耸一耸的调子，活像个广播员。徐敬亚怒了，当面开骂：“拿腔作调，你这简直就是无耻的声音。”然后他让多多教学生们把那些广播员的调子都拿掉，老老实实地用汉语读，要恢复诗歌原有的声音。这些孩子挺兴奋，“每次朗诵完了像喝醉了酒似的。”徐敬亚说。
　　几轮操练下来，朗诵也渐渐起色。徐敬亚也发现了几个会读的：“有个学生，我说他有高贵的贫穷的声音，于是我让他读于坚的《很多年》；有个女生，有着金子般一样的声音，饱满、辉煌，我就让她读海子。”
　　第一次集体朗诵开始了，地点是海南大学的大礼堂，台上站着所有的朗诵队员，台下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侧面，是巨大的投影屏幕，上面映着海子的《以梦为马》……朗诵结束了，嘉宾席上，韩少功和蒋子丹寂静了，很久后才是感叹。
　　紧接着，他们又着手办了第二次、第三次，徐敬亚说：“我打算明年规模办小点，现在是大礼堂，学生们不喜欢。”

江湖记吵
　　“８０后诗人”阿斐第一次被称为“诗人”在读大一，北京理工大学，１９９７年。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给同学看，结果那个同学很惊异，“你是诗人呐。”
　　“就像被起了个外号一样。”阿斐回想自己当时的情绪反应，“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下去呢。”后来他才发现这个外号带来的好处——可以正大光明地逃学。
　　 大三时，阿斐试着自己创了诗社《凡间》，四处生拉硬拽找人进社。他还把社员们的诗作打印成诗刊，在校园里卖。开始时《凡间》卖４块钱一本，没人理；后来卖２块钱，卖掉２本。
　　阿斐记得自己是１９９９年正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的。经过杨克的推荐，他在《佛山文艺》发表了《屋顶上的烟囱》，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想象烟囱的顶部／偶尔会伸出一个小脑袋”。现在回想起来，阿斐就觉得那时有点故意往同情底层的意思上靠。
　　１９９９年暑假，经杨克介绍，阿斐开始接触中国诗歌界的诗人们，一拨是北大的，杨克介绍阿斐去找胡续冬；另外一拨就是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之后写“下半身”的那些人。阿斐首先去找胡续冬，真找到了他宿舍，不过当时他不在，姜涛在。聊了之后，阿斐就觉得跟姜涛的气质不太对路。而且，当时姜涛宿舍里另一个人听说阿斐写诗，就戏言“可以跟姜大哥混”。这“大哥”的提法让阿斐印象深刻，也很不舒服，他不想跟在那么“牛气”的人后面。
　　然后他就去找沈浩波，一见面，沈浩波就带他去吃饭，跟其他诗歌朋友碰头。“我就觉得很好玩，很‘江湖’。”阿斐笑。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阿斐戏言自己过上了“很混乱的生活”。他也跟随着沈浩波加入了“下半身”阵营，混迹于“诗江湖”、“诗生活”等诗歌论坛，灌水、骂架，忙得不亦乐乎。有段时间，沈浩波跟韩东关系恶化，阿斐还跟着沈浩波一起在论坛上跟韩东那帮人相互谩骂。
　　“下半身”的鲜明观点是“任何题材都能入诗”，没有什么是不能写的。再加上有意无意地往“诗江湖”的圈子里靠，阿斐也写了很多“下半身”类型的诗。被阿斐视为这阶段诗歌写作代表的是《以垃圾的名义》和《４０度的高温》。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从学校毕业而离开北京。找到工作的阿斐发现自己的诗歌也随着有了变化。他的诗不会刻意跟“身体”靠，而是跟着情绪走，接近“偏真实的状态”。但总的原则仍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而，在阿斐看来，“梨花体”以及仿效之作，同样也是诗歌。“只要你认为它是诗，它就是诗。”阿斐认为，一首诗跟另外一首诗的区别，只是在于好坏。
　　因小说《北京娃娃》出名的春树，在２００５年由中青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诗集《激情万丈》，发行１５０００册。这也是８０后诗人们中惟一的一本正式诗集。
　　“２０００年，一个春天，沙尘暴。”在一个小书店里，春树看到了一本诗歌民刊《朋友们》，上面有沈浩波的一组诗，其中一首叫做《几个傻逼在跑操》。春树一下子就被这种极端的个人气息吸引住了。
　　而之前她跟很多心怀文学梦想的少女一样，以为诗歌应该是书面化的，应该是纯情的。沈浩波那样的诗让她感到，自己能写自己的诗了：“这不是转折，这是新生。”
　　春树上了“诗江湖”论坛。在那里，她第一次被称为“诗人”。不过她并没感觉到兴奋，她打比方，说这就跟建筑工地的工人要戴安全帽、开车的人被称为司机或者驾驶员朋友一样，没什么特别的，“诗人”身份既不崇高，也不会是要奋斗多少年去实现的目的，而是一种让人信任的东西，是自愿的。“这个称号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除了“诗江湖”，春树还浏览杨黎的“橡皮”网站和韩东的“他们文学网”。她当时特别喜欢“非非”中某个人的诗，“我有一把刀／是你从西藏带过来的……把属于你的刀还给你／我只留下一道痕迹”。出于致敬，她写了一首《痕迹》，“你可以在我身上划下一百道痕迹／我把这个权力交给你”。
　　在“高地”音乐网，春树还跟人为诗歌吵过。那本来是摇滚爱好者的一个阵地。春树也不记得是为谁的诗了，你一言我一句地就跟他们吵起来。她觉得上面玩摇滚的那帮人其实挺狭隘的，就知道“反对”，根本不懂欣赏诗歌，认为诗歌就只能是北岛、顾城那样子，“我就教教他们，什么是诗，什么不是，给他们弄点诗欣赏欣赏。”
　　不过这种争吵跟“诗江湖”上的一样，吵了几天后大家发现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就以“你就一傻逼”、“你也是”这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