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子里藏着六千年的中国

1982年春季的一天，山西汾阳杏花村村民开始农耕，翻地时挖出了许多陶片，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很快，吉林大学考古系教师陈冰白领衔的考古发掘小组来到杏花村，随后由吉大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对杏花村遗址进行更系统的发掘，通过分析，这一遗址上的堆积形成被确定为分属仰韶、龙山、夏、商、周时期。在现场，考古队出土了一种小口尖底瓮，被认为是“酿酒发酵容器”，也是我国迄今最早的酿酒容器。六千年前，在杏花村一带，先民们就开始了酿酒活动。

说到汾酒，每个杏花村人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汾酒是“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杏花村出产的汾酒不仅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是传承中国白酒文化的火炬手、是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是见证中国白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还是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可以说，杏花村与汾酒，是中国文明的一抹胎记，二者紧密相连，也因此和整个中国的文明史紧密相连。从历朝历代的宫廷用酒，到中华民国的公务用酒，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西柏坡、北京等各个时期的招待用酒，开国大典的国宴用酒，杏花村酿造的汾酒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风云变幻。中国的历史称得上是一部浸泡在汾酒中的历史，所谓“一杯杏花村，半部华夏史”。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历朝历代，与汾酒结下不解之缘的君王数不胜数，譬如，在南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载入《二十四史·北齐书》。再譬如，武则天。在《全唐诗》中，收录了武则天的两首诗，都与酒有关，其中一首《游九龙潭》：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

这是武则天与女儿太平公主一起游九龙潭时写下的游乐诗，其中“酒中浮竹叶”一句指的就是从故乡山西进贡来的名酒竹叶青。武则天家乡山西文水，与杏花村近在咫尺。武则天从小就听母亲讲起父亲武士彟曾任主管“酒醴膳馐之政”的光禄寺大夫，而从小耳濡目染的武则天也深知酒在联络感情和社会交际中的政治效用。进宫后，武则天更是在酷爱饮酒的唐朝皇帝身边练得一身好酒量，她尤其钟爱家乡的竹叶青酒。

竹叶青以汾酒为原料，十余种中药材为辅料，再制而成。登上皇后大位后，武则天怀念家乡酒的滋味，遂将故乡名酒作为贡酒。“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彼时贵为皇后的武则天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像这样闲适地容她饮美酒听松涛的时刻并不多。浮沉一生的她，最终还是选择饮尽，落杯，背对江山，这份慰藉来自家乡熟悉的味道。

汾酒不仅是帝王的宠儿，更为文人墨客所钟爱，李白、李商隐、杜甫等诗人都曾留下不少关于杏花村的诗句和记录，自然，这些记载大多与酒有关，最著名的当属妇孺皆知的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杜牧写作《清明》的年代，杏花村里共有72间酒肆。不夸张地说，《清明》这一千古绝唱重新定义了杏花村，后世的杏花村人习惯把清明前后所降的春雨称作“杏花雨”或称“杏花春雨”，把杏花开放时节的春天称作“杏花天”，把清明前后杏花开放时节的春风称作“杏花风”，又把“杏花村”泛指卖酒处，把酒店前悬挂的卖酒幌子称作“杏帘”。“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在杜牧的年代，这个沿途坐落72家酒肆的村庄酒香四溢。

但正如诸多后世的归属地之争一样，“杏花村”也未能幸免。尽管自《清明》诞生以来的一千多年里，不曾出现过争议，诗中的“杏花村”就是汾阳杏花村。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个杏花村在全国遍地开花，一时间杏花村开始成为各地争夺的对象。有研究者认为杏花村只是泛指，也有人根据地理历史的研究认为，杜牧从未到过山西。目前，关于诗中杏花村所指，除了汾阳，其他两个被频繁提及的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和湖北麻城，各方各执一词。

据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安介生、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永平、历史学家吕世宏等人考证，杏花村就是汾阳杏花村，从杜牧的《樊川文集》我们得以窥见青年杜牧的轨迹。当年杜牧空怀壮志，从上党（今长治一带）北上并州（太原），再沿并州汾阳古道一路南下，途中作《并州道中》《清明》等诗篇。踏上汾州西河，恰逢萧萧春雨的清明，愁肠百结，感慨良多。有学者提出，杏花村这一地理符号在唐宋时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诗酒意象，而《清明》中的杏花村则是这种意象的滥觞。到了元代，羊羔酒出口英、法等国，酒瓶上贴的是杏花村商标，上刻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参加红军人纷纷，革命同盟遍乡村”

在今天杏花村镇的东堡村里还保留着一座汾酒老作坊——原汾酒义泉泳公司的旧址。彼时的汾酒依然在见证历史的更替，风云的变幻，它依然是中国白酒文化的代表，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伴随着列强入侵，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汾酒第一次正式被冠以“国酒”的名号。

提出国酒这一概念的正是义泉泳公司的大掌柜杨得龄。担任大掌柜后，杨得龄提出了“振兴国酒，质优价廉，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的口号，这意味着，汾酒人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国酒”的概念。在日后，汾酒作为“国酒”的地位被一再确认。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造访山西，省长阎锡山特别用汾酒招待了他：“我们山西汾酒是省酒，也是国酒”。

汾酒作为国酒并非自吹自擂。1915年，杨得龄接到了去美国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通知后，他和大东家王协卿商量认为，“海外当有杏花村”，这是一次难得的走出国门的机会。在历时近十个月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汾酒获颁象征最高荣誉的甲等大奖章，一时间汾酒味重欧美，声远宇内。

巴拿马赛会甲等大奖章

天下大事，“喝”酒必“汾”，“汾”酒必“喝”，见证中国近现代民族解放是汾酒作为“国酒”的另一重意义。1905年，人在东京的孙中山举汾酒盟誓成立同盟会：“今天我们用祖国的名酒共同举杯，誓死推翻满清腐朽帝制，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不息。”

而杏花村汾酒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缘分亦尤为密切。据《周士第回忆录》记载，1936年，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十五军团就曾到过汾阳杏花村，在杏花村、冀村一带宿营。

杏花村位于晋中平原，人口稠密，参谋长周士第看到这一情景，认为是宣传抗日救国政策的好机会，当即安排宣传队、指导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对群众做宣传工作。看到红军笑容可掬、纪律严明，当时就有青年主动报名参加红军。当晚，周士第就借住在杏花村晋裕公司造酒厂，老掌柜杨得龄特意拿出陈年老白汾酒，热情款待周士第。酒至半酣，杨得龄把周士第带到记载汾酒扬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石碑前，向他讲述了杏花村的酿酒历史。

当听到杜牧的《清明》时，周士第不禁诗兴勃发，以杜诗的原韵作了一首七绝，题为《参加红军》：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红军离开杏花村时，杨得龄特意将两坛陈年老白汾酒递给周士第，让他转交延安的首长，“要喝中国名酒，揍日本强盗”。

面对日本侵略，78岁高龄的杨得龄铮铮铁骨，他特别作出了下述指示：“东洋货百姓尚且抵制，国之名酒岂能为外敌所用？汾酒只可南销，不许北运。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1938年11月，太原被日军攻陷，晋裕汾酒公司为躲避战祸开始向后方转移。杨得龄指示：“绝不让一滴汾酒为敌所用！”抗战期间，酒精是重要战略物资。民国地方政府也将汾酒定位为抗战用酒，并抽调兵士协助晋裕公司大量生产特制酒直至抗战胜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晚上，新中国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举办。在这场开国第一宴上，山西汾酒、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作为国宴用酒，被称为“北汾南绍”。这是汾酒在新中国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当年7月，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任副主任。彭真批示：“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运到北京，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宴会上。”9月初，在警卫班战士五天四夜的艰苦努力下，五百余斤汾酒分四批次运到北京，杏花村汾酒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款国宴用酒。此后，汾酒也成为中央政府招待外宾的专用酒。

1951年7月8日上午，由当时的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主持草拟的《关于招待外国使节工作的改进办法》呈送总理周恩来。当天下午，余心清就收到了周恩来的批示，其中有一条：“如需用烈性酒，则用汾酒。”

“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

1965年12月4日，郭沫若来到杏花村。郭沫若据传为唐代山西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在他的乐山旧居里，至今还挂着“汾阳世第”的黑底金字牌匾，他少年时代也曾在课本上自署“汾阳主人”。郭沫若在汾酒厂里参观了汾酒、竹叶青酒生产流程的全过程，还在包装车间里亲自参加劳动，包装汾酒。在酒厂为他接风的欢迎宴上，这位旧时“汾阳主人”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白玉含香甜蜜蜜，红霞成阵软绵绵。折冲樽俎传千里，缔结盟书定万年，相共举杯酹汾水，腾为霖雨润林田。

郭沫若《杏花村里酒如泉》

正如郭沫若写的那样，新中国的杏花村，解放以来别有天。1949年5月，太原税务局接管汾阳杏花村公私合营义泉泳汾酒公司，将其和杏花村晋泉公酒厂、德厚成酿酒厂正式合并。6月1日，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山西汾阳杏花村地方国营汾酒厂正式挂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地方国营名酒企业。20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的汾酒厂作为全国所有酒厂的一个特例，拥有直接给国务院打报告的权利。1951年，周恩来特批860万元对汾酒厂生产规模进行扩建。

而在这之前，汾酒人其实已经创造过白酒企业史上的多个第一。譬如，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其经营方式为：义泉泳（汾酒前身）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由杨得龄担任——这实际上是生产与销售的第一次“分离”，成立专门的销售公司，也意味着汾酒在朝着更加现代的企业管理迈进。

传统的酿酒作坊都是“前店后坊”的销售模式，但在杨得龄看来，这样的模式显然已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所以在他的力推之下，汾酒建立了行业第一家“销售公司”，并从此奠定了白酒现代销售模式的雏形。标志性的一年是1924年，杨得龄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枚商标——高梁穗汾酒商标。在该商标最下面，还印有晋裕汾酒公司的“消费者热线”：“电话二百七十一号”。在拥有商标、建立独立的销售公司同时，他还建立起完善的渠道网络，一系列“现代管理模式”在汾酒逐渐成熟。

中国白酒业第一枚注册商标  高粱穗

在汾酒的现代转型历史上，另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阎锡山。1918年2月6日，阎锡山以省长名义发出“训令汾阳县知事晓谕商民改良汾酒办法”。训令中提出改良汾酒的“五大措施”：1.酒瓶之装饰，必须精美，始能受人欢迎；2.外运之包装，必须坚固，始能输送远地；3.凡制造汾酒之户，应将此次奖牌定为商标；4.并于中外新闻纸上广为登录，以资招徕；5.为保持永久信用，计须令制酒各户互相联络，设立贩卖总行……凡遇大宗输出，概用总行名义交易。一转移间，货色整齐，不至掺杂，并可杜奸商假冒之弊。

在令文最后，阎锡山还特别强调：“望该知事实心实力，认真劝导，毋负本省长殷殷提倡之意。”这是中国省一级政府扶持白酒业发展的最早文件，对山西白酒乃至中国白酒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随后，阎锡山提议成立“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汾酒以此为起点和支点，进入了另一个更辉煌的时期。1919年，晋裕汾酒公司成立，义泉泳参股。这是中国白酒业的第一个现代股份制企业。

而如今，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杨得龄时代的老酒作坊已经发展为年营业额百亿元以上的现代集团。如果今天游客来到中华名酒第一村的杏花村，会发现作为全国首批特色小镇的杏花村宛如一个汾酒主题公园。

六千年的历史在这里焕发新的生机，事实上，今天的杏花村已经成为全国重点镇、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古镇。汾酒是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也是杏花村的魂。在汾酒文化博物馆里，复古生产线和成品包装线可以让游客目睹汾酒的制作过程，品尝最纯正的汾酒佳酿。贪杯之余，也莫忘著名词人乔羽的告诫：劝君莫到杏花村，此地有酒能醉人。我今来此偶夸量，入口三杯已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