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怀念商玉生先生

商玉生先生（1939.9.24-2020.7.15）

当代中国民间公益创新发展的元老级、功勋级人物，原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商玉生先生，2020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商玉生是我国科学基金制创立和发展的见证人，也是最早致力中国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第一人，对中国公益行业带来深刻影响。

在中国现代基金会和公益行业发展历程中，早期众多的第一，都归功于商玉生先生。

他最早组建全国上百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联合性社团——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最早发起设立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民间平台---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最早将美国基金会发展理念和管理方法引进中国消化吸收；最早开发中国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公信力系列培训课堂；最早创建中国公益界第一家支持性组织——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倡导行业自律；最早推动以透明公益为宗旨的基金会行业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的建立。

二十余年年来，他在公益行业公信力建设上的开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民间公益的一面旗帜，影响了几代中国基金会和公益人。中国公益先驱，他当之无愧。

改革开放，重燃希望之火

商玉生先生享年81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大都思想纯正、热血报国，商玉生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当初报考北大物理系满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毕业后入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却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大部分精力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占据。那个时代，科学研究不被重视，“白专道路”“资产阶级臭老九”等帽子在科研人员头上挥舞。商玉生先生科学报国的理想难以实现，在不激不随的同时，他常常心有不甘，苦苦思索路在何方。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十年动乱”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之锚首先落在自然科学界。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新中国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摘掉了长期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从思想上为中国科技发展扫清了障碍。当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至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思想引领、敢试敢闯、开放自信、破除积弊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它重新点燃了商玉生先生心头的希望之火。

参与科技体制改革，最早学习消化国际基金会理念做法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展开科技体制改革。第二年，国务院从科学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该委员会就是为了借鉴国际经验，试行科学基金制，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将科研经费自上而下的逐级拨款改为科研人员课题申报方式，以真正解放科研生产力。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1986年，深谙科技拨款方式和人事体制弊病的商玉生先生接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调令，出任新组建的基金委办公室宣传调研处处长，后又任政策局宣传调研处处长，从科研一线转入科研管理与政策研究，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型，也是他人生的重要机遇。他在学习调研中逐渐成为向国际基金会理念和做法学习、借鉴和消化吸收的最早的中国专家，也因此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事业——矢志不渝地倡导和实践以行业自律建立基金会公信力的事业。

他的努力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赞许，认为他“效仿国际流行的‘基金制’方式，为推动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变革，改由科研人员申报课题等方式的改变、促进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搭建最早基金会联合平台，领悟基金会公益本质和民间属性

改革开放结束了新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当时的中国政要纷纷到海外考察。国外独立于政府之外、建立于社会之中的基金会，让所有考察者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最快奉行拿来主义的，就是模仿国际基金会。而走在思想解放前沿的中国自然科学界，自然成了基金会设立的主要场域。二十几个部委司局纷纷成立科学基金会，中央开头，各地闻风而动，一时间几十个地方科技基金会建立起来，并且迅速发展到上百家。

这就是1988年9月国务院颁发《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大背景。毫无疑义，政府兴办的科学基金会是中国现代公益的一个萌芽。

一个崭新的基金会行业异军突起，迫切需要指导、支持和管理。就在1988年，商玉生先生受命组建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负责联系上百家科技科学领域基金会的加盟，名为研究会的这个组织其实就是中国科学基金会的行业联合会。1992年，这个组织正式注册为全国一级社团，商玉生先生先后受命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负责实际运营工作直至退休。他还为此辞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政策处处长的职务，从国家事业单位身份转为社团身份。

当时，尽管这些依托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设立的科学基金会，都按照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进行了正式注册，但是基金会到底是做什么的，还没有人能讲清楚。不少政府官员当时之所以对基金会感兴趣，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把基金会当作国家财政之外的“钱袋子”。而商玉生先生通过阅读大量国际文献，结合境内外交流考察和实地调研，成为了最早领悟基金会公益本质和民间属性的人之一。不过，他又十分清楚，中国众多科学基金会全部缘起于政府部门，即便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仍与政府脱不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和国际上的基金会很不同。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中国体制下的基金会特性？如何增强中国基金会的民间属性，推动其内生动力的增长？如何认识、处理、协调基金会的民间自主性与政府指令性管控之间的冲突？如何推动基金会行业这个整体始终朝向正确方向？这种种难题，从此萦绕了商玉生先生的后半生。也正是不畏艰难、直面本质，在反复追问中不断行动，又在不断行动中反复追问，使商玉生先生成为了推动中国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第一人。

推动基金会行业建设屡屡受挫，但仍坚定坚韧不遗余力

踏上公益之路的商玉生先生经历了在自然科学界从未有过的风险和压力。1988年，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文化艺术类基金金——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申报期间，历经不可胜数的困难，他曾为此著文《永远的痛》。他离开事业单位，辞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政策处处长职务，出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满怀激情推动基金会行业成长，却屡屡受挫。

1990年和1993年，承德和北京香山两次由民间发起召开的中国基金会行业交流会后，行业同仁筹备北京基金会联合组织，1994年又筹备中华基金会联合会，但是两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还要不要继续呢？当很多人停下脚步转向其他时，商玉生先生却不气馁不张扬，继续在自己可为的范围内，坚韧地进行基金会行业建设，默默积累经验和教训。他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视作实践行业管理的平台，不仅为上百家科学基金会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声做协调，还在研究会内特别设立了地区基金会专业委员会和民间组织工作委员会。

从计划体制走过来的商玉生先生深深懂得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局面来之不易，也最能理解民间社会的需求，最为重视普通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自立创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两个身份——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在体制内外穿梭，为民间基金会的空间拓展和发展壮大不遗余力。面对艰难曲折，他无比坚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照。”

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振兴，只有党和政府的奋力拉车是不够的，一定还需要民间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自主行动。而民间基金会，可以成为党和政府与民间社会广泛联系的重要平台。

倡办民间公益行业支持平台，完成从政府到非营利部门的转型

1998年，深思熟虑的商玉生先生以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牵头，邀请海外基金会专家，举办了连续四天的基金会公信力专题讲座。四个专题分别是“基金会、非营利机构与法律”“基金会如何筹集基金”“基金的保值与增值”和“面向21世纪的基金会”。这是中国公益界首次组织的大规模基金会系统讲座，出席者达200多人次，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名流都有参与。一石激起千层浪，基金会的理念、做法从此为一批人所知道和理解。

与此同时，商玉生先生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在政府背景的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平台之外，创立一个能全面服务于全国基金会的民间平台。1998年底，在他和徐永光的倡议下，13家公益慈善机构共同发起“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这个民间的公益行业虚拟平台。——这个平台后来正式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简称，恩玖中心）。

1999年，商玉生先生正式退休。2001年，他推动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正式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并担任创始理事长。至此，他完成了从政府到非营利部门的彻底转型。这也成为他全力以赴、矢志不渝地推动中国基金会和整个公益行业发展的新起点。

为了民间公益的发展，商玉生先生做了长达十多年的准备，以往的工作都为他追求的梦想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的经历，造就了他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和实事求是、谨言慎行的工作作风；多年奔走于国内外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开拓了他的视野，启迪了他的远见；而在非营利部门半路出家、从头学起、直面种种难题与挑战，更是砥砺了他的志向，激发了他的勇气。他厚积而薄发，提出并力推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这成为他留给中国公益界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引导民间公益向内看，把自律视作攸关行业生死存亡的顶层设计

自踏入公益界以来，商玉生先生接触了大量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从业者，结交了很多有理想、有修养的朋友，感受到促人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这让他更加理解社会为什么需要非营利部门，并对推动中国非营利部门的成长更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以恩玖中心为平台，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是作为公益行业的支持性组织，以论坛、报告会、交流会、培训等方式向社会普及公益理念，非营利部门的宗旨、工作方法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作为从政府部门走出来的公益人，运用自己对政府和公益的理解，以坦诚的态度、理性的思考，与各个政府部门广泛交流，推动他们矫正偏见，加深对非营利组织的正面理解。恩玖中心在当时是民间公益组织和政府的桥梁，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可。

恩玖中心最先倡导的公益行业自律和透明公开的理念，其实也是来自商玉生现实在1990年承德会议、1993年香山会议时产生的想法。在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的实践中，他觉察到了因非营利组织内部问题导致整个事业蒙受损失的诸多实例，病分析其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是非营利部门并非一片净土，其种种问题正是社会的反映，政府和企业部门会发生失灵，非营利部门也同样；二是非营利部门自身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空有理想却没有实操能力，就会让社会失望，被各界诟病。

而非营利部门凭什么获得捐款人和社会的信任？商玉生先生认为，是因为有公信力，而这份公信力的支点是公益精神。公益崇尚奉献，是人们心中的净土，对它有远高于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道德期许。非营利部门之所以独特，有赖于此，公益事业的发展前途同样有赖于此。丢掉了公益精神，失掉了公信力，非营利组织可以说一无所有。

针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互动中因处于被动地位而引发的牢骚满腹，商玉生先生引导大家眼睛向内，检视自己。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很强的能力，行业之间大家没有沟通，彼此强化能力，怎么能胜任工作，凭什么去要求你的一席之地呢？只有通过自律强化我们的能力，才能去争取到你应有的权利。”

由此，商玉生先生将非营利组织的高度自律视作攸关非营利组织和公益行业生死存亡的顶层设计。他领导恩玖中心消化吸收国际经验，在中国率先制定了一整套行业自律标准，建立了一整套以公信力为核心的非营利部门能力建设方案，其中包括起草《中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标准》并辅之以系统培训。几年间，恩玖中心培育了上千公益人，行业影响力显著；恩玖中心还联合多家机构建立行业自律联盟，发布行业自律公约，践行《公益性NPO自律准则》，倡导公益行业从业人员以诚信、自律、谦逊和不断学习进取为本，推动行业自律渐成为公益人的自觉要求和自我遵循。

民间公益行业自律的一系列行动获得了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可，提升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地位，也加深了社会各界对社会部门的认识。

2005年，民政部召开中华慈善大会，恩玖中心进入六家协办单位名册，民间基金会的代表、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与时任民政部司长王振耀被同时任命为大会秘书长。

2006年1月，受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邀请，商玉生先生前往上海浦东新区注册成立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该中心即为如今上海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简称“恩派”）的前身。

2010年7月，基金会中心网正式启动，此事件被评为当年“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十大事件”之一、“中国社会建设十大新闻”之一。

一方面因为恩玖中心和其他众多非营利组织的倡导和实践，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展示了不可小觑的能量和力量，而同时改革开放当中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也引发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能不重视社会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建设——民间公益慈善行业正式被纳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视野。2016年，慈善法出台，包括商玉生先生在内的几代公益人的努力终于见到了一些实效。

晚年推动设立爱德传一基金，为民间公益行业建设作最后重要贡献

2016年后，商玉生先生备受病痛折磨，从公益行业退隐。但是，面对疾病，他依然乐观豁达，并且始终对中国基金会、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念兹在兹；他坚持日常阅读公开发表的一些行业报道、评论、研究，每每有故交、后辈前去探访，所谈及和交流的话题也总是离不开对中国基金会、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思考与期望。

而且，他依然努力地做一些推动工作。2017年，为纪念中国公益领路人朱传一先生（1925-2015），搭建中国公益慈善思想文化平台，抱病在床的商玉生先生与陈越光、顾晓今、黄浩明、吕朝、丘仲辉、徐永光、杨团联合倡议发起设立“传一基金”；同年8月31日，传一基金以“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之名正式宣布成立，在商玉生先生的推荐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也成为了它的十家联合发起机构之一。这是商玉生先生为中国民间公益行业建设作出的最后一项重要贡献。

商玉生先生，安息吧

中国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兴盛、人民权益不畏艰险、不计得失、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德、立功、立言”，商玉生先生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商先生不激不随不失赤子之心，为中国民间公益事业倾尽半生心血，他的公益精神、创新探索将和他的德行、实践与成就一起，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奋勇行进。

商玉生先生，安息吧。

（来源：爱德传一基金）